邓拓：“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罹难者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正式开始.5月18日凌晨,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等职,素有宣传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诗人、杂文家、书法家之称的邓拓,在家里服下大量的安眠药自杀,成了"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第一个以死抗争的罹难者.     

要跳出“文化大革命”来研究“文化大革命”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

本文着重对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其履职期间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和对毛泽东的严重的个人崇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章通过对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研究,阐明这届中央委员会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为其正名,应该承担重要的领导责任.     

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与日本的“文化大革命”

编译者按：本文编译自日本法律文化社于1996年4月出版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一书。作者古厩忠夫系日本新写大学教授。文章概述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同时扼要记述了日本受中国影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作者认为，日本是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本之所以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在。本当时的社会状况下有与中国“文化大革命”产生共鸣的基础。文中标题为编译者所加。一、日本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年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日本带来了深刻影响。如作者所说，“在近现代的日…     

第八讲 在“文化大革命”动乱的年代

学习要点: 了解“文化大革命”发生、发展的进程及给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认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的领袖;了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认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重要性。     

“文化大革命”的反思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历史悲剧.然而,毛泽东却认为,自己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国民党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一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放在自己一生事业中非同寻常的重要的地位.毛泽东也知道,由于“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所以,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但他还是希望人们能够肯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继续不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以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今天,我们不妨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一番研究、思考.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结合”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毛泽东有一个改变中国权力结构的良好愿望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已经对各级政权机构的现状十分不满意。他认为,这种政权机构,会产生大量的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使国家变为修正主义的温床。不仅如此,他还认为…     

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

平反＂文化大革命＂的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是拨乱反正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因此,中共福建省委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反复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精神；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济上一般不作清退的原则：坚持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方针，从政治上分清是非，不追究个人责任。按照省委要求，各地在落实政策中，     

“文化大革命”中的郭沫若

导火索在文艺界燃起,有人将批判矛头指向郭沫若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于文化界。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20天后,《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由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江青一伙利用时机,在文艺界兴风作浪。从批判     

“文化大革命”中的“三结合”

“三结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常见的词汇之一，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前途，也关系到许多人的政治命运．“三结合”的变化，也是当时政治气候的睛雨表。那么，“三结合”到底是怎样产生的？结局又如何？让我们用历史的目光来审视这一过程吧!     

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北京市的整党正在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展开。从整党单位的实践看,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紧紧围绕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个核心间题,着重检     

邓小平论“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作为这场运动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事后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全面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是怎样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呢？下面,本文就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尝试对此作一初步探讨。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现已被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正式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粟裕

“文革”中,粟裕坚决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高风亮节.在“四人帮”猖獗之时,他爱憎分明,立场坚定,稳定局面,平冤救人,光明磊落,坚持真理,充分体现了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原则性;在处境非常艰难的情况下,鼎力襄助周恩来,分管过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十分关注国防安全和建设,为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即使是暮年和重病在身也依然忘我工作;在任中央军委常委期间,他衷心拥护、支持邓小平、叶剑英整顿军队,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军阴谋作出了贡献.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

2006年,既是“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同时,亦是毛泽东逝世30周年。在这样特殊的历史年份里,我们回顾过去、总结经验,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就有了特殊的意义。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全国著名中共党史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生导师金春明教授撰写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一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团中央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1966年上半年,全国的文化批判一浪高过一浪,政治形势也骤然紧张起来,"文化大革命"的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共青团召开了九届三中全会。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陈再道

对于陈再道将军而言,"文化大革命"不啻于一场梦魇."文化大革命"初期,在1967年盛夏的武汉"七二○事件"中,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被诬蔑为"策划‘七二○事件’的罪魁祸首",受到了不白之冤和非人待遇,直到1972年恢复工作为止.     

“文化大革命”概念的演变

“文化大革命”概念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概念使用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概念大致形成于文艺界整风运动中。1964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为题发表社论。不久，中央又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负责文艺界整风事宜，“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概念开始使用。这一时期的中央文革五人小组组长为彭真、副组长为陆定一，成员有康生、周扬和吴冷西。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学术批判问题，并整理出《汇报提纲》（《二月提纲》）。2月12日，中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这一部分,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及其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讲“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第二个问题是讲“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第三个问题是讲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第四个问题是讲党和人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第五个问题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     

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历史背景党的十一大,是在进一步深入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各方面工作得以恢复和整顿,广大群众渴望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拨乱反正的情况下召开的。     

邓拓的“背筐捡粪”法

凡是读过名著《燕山夜话》的人,无不惊叹作者学识渊博,同时也产生一个谜:作者是凭什么绝招儿收集到那么多资料的呢?解铃还得系铃人。这个问题还是请《燕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