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刑事政策横向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的横向结构是指刑事政策体系内各分系统之间的关系。刑事政策的分系统是指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中的策略、方针和原则,是刑事立法的灵魂。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导刑事执行实践的具体指导思想和策略原则。当代刑事惩罚政策已经出现了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和轻刑化、非监禁化和行刑社会化以及两极化的发展趋势。社会预防政策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产生影响的具体措施、策略和方法。社会预防政策可以分为宏观预防政策与微观预防政策。在社会转型期,社会预防政策也应进行合理的调整。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基本问题再认识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调整与发展,应是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应解释为以宽济严,区别对待,宽严审时。其他刑事政策像＂严打＂政策,死刑政策,教育、感化、挽救政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不仅是刑事司法政策,而且还是刑事立法政策与刑事执行政策,贯彻实现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与刑事执行全过程。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定位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刑事政策根据其指导功能的不同,可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宽严相济对司法领域而言,可以说是刑事司法政策;但它也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执行,因而也是刑事立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刑事政策根据其所处层次的不同,可分为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严打"、"少杀、慎杀"等是具体刑事政策,后者都是前者的组成部分。说宽严相济是刑事司法政策,并不否定宽严相济是基本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概念新探

刑事政策概念是刑事政策研究的首要问题。刑事政策的实践古已有之,但刑事政策的概念却出现得比较晚,一般认为,"刑事政策"一词,开始使用于18世纪末的德国。在对国外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以及我国内地学者诸多观点分别进行述评的基础上认为,下一个世界通用而又简明的刑事政策定义是比较困难的。从刑事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可以认为:我国(内地)的刑事政策是我们党和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依据我国一定时期的犯罪态势及其成因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准则。这是一个狭义上的刑事政策概念,它可以进一步被分成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若从刑事政策研究者的角度出发,为了能使其研究更为深入和有效,则应从广义上把握刑事政策的概念。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design, structure, and process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EU) provide a fertile ground for studying a new model of intergovernmental and supranational cultural policymaking.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rovides a map and an analytical compass to assist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navigating the EU cultural policy labyrinth. She offers insight into how transnational cultural policymaking occurs in the EU by tracing the Culture Programme through the agenda-setting, policy formulation, policy decis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stages of the policy process.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introducing an emerging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policy transfer that appears to be developing through systematic and incremental policy transfer,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convergence.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公共政策议程的成本分析

建立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起始阶段,公共政策议程决定着社会问题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并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质量。本文从成本角度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指出公共政策议程有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依此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不同类型的成本原因。在公共政策议程中由于成本的存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内在推动特征。     

The curious case of Housing First: the limits of evidence based policy

Evidence Based Policy has been articulated and practiced in Europe, particularly under the ‘New Labour’ policies of the former Labour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act of research on policy has been inconsistent due to differ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his paper gives an overview of evidence based policy and presents critiques based on its reliance on positivist methods and technical approach to policy making. Using these critiques as a framework,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ase of Housing First, a policy adopted by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chronic homelessness. The case is an example of research driven policy making but also resulted in a progressive policy being promoted by a conservative administration. In discussing the case,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idence and policy, arguing that evidence based policy fails to integrate evidence and values into policy delibera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lternative models of policy decision making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刑事政策与刑罚结构分析

刑事政策虽然概念各不相同 ,但防卫犯罪始终是刑事政策的核心目标。刑事政策的研究是“历时性”的 ,因为它要探讨刑事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刑事政策对刑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 ,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变化 ,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刑罚结构。实现刑罚疏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产业政策法若干问题研究

产业政策法是宏观经济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由产业结构政策法和产业组织政策法构成。产业政策法以间接诱导手段、直接管制手段和行政信息指导手段作为保障措施。     

论公共政策创新的触发机制

国家的发展及其竞争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政策的质量，因此需要政府不断地进行公共政策创新。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面对环境的变化和竞争的挑战而进行的主动行为，而触发机制则是公共政策创新过程诱发、催促初始政策设计或最初政策发动的催化剂。     

科学发展观——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

公共政策评估标准是开展公共政策评估的前提。为了更有效、更科学地开展公共政策评估活动,应设立正确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应当成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科学发展观标准是对以往我国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纠正和完善,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政策的本质要求,顺应公共政策的发展趋势。坚持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能有效提升我国公共政策质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刑事政策的和谐化——议论我国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刑事政策改革思路

刑事政策的和谐化应当作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刑事政策改革基本理念.刑事政策的和谐化改革应当根据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势,通过辩证地反思现行的刑事政策,针对其中存在的突出的不适应于历史发展的问题,对现行刑事政策的基本思路进行适当的调整,对现行刑事政策的基本目标进行扩展化、深入化,对现行刑事政策的基本手段进行多元化、完整化、系统化、和谐化,并试图将刑事政策建立于人们普遍认同的基本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使刑事政策符合民意、引导民意,推进刑事政策的民主化,并进而配合、促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     

公共政策效益的概说与评析

公共政策效益在政策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反映政策质量高低的公共政策效益 ,是贯穿于政策活动各环节、各阶段和各方面的一根主线 ,是衡量政策运行是否科学、成功的重要标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公共政策效益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甚少。就政策效益评价来说 ,针对政策评价的不同内容 ,可以选取不同的评价方法。评价方法的不断发展是政策评价领域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内容。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是对公共政策议程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金登指出,政策制定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这三种溪流共同影响了公共政策议程,且当三种溪流相结合时会打开政策之窗,进而迎来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本文将多源流理论引入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分析案例中的三种政策溪流及政策之窗,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的关注,提出解决方案,并最终推动新的公共政策出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最初提出时具有明显的司法性特征,但随着实践中从司法理解向立法思路的拓展,该政策完成了向"基本刑事政策"的转变。然而,这种扩张解释没有经过系统论证,也不具有全面充分的理由。宽严相济可以在古代的"宽猛相济"中追溯渊源,其中的"宽"就是以对猛政纠偏的面目出现的。当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既是对中国法制传统的弘扬,更是对以前过度强调"严打"的纠正。立法的特点及基本品质表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可能直接表现为立法政策;认为该政策涵括了立法政策,会导致以下逻辑困境:无法正确处理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之间的关系;可能导致重复评价或政策的虚无化;立法有自身的品质要求,其缘由是复杂的,并非宽严相济所能涵盖;如果旧的法律规范已经被新法修改,势必不存在所谓"相济"问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回归为司法政策。     

面向未来的政策规范论

本文认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协商民主以及社群主义是三种面向未来规范政策的选择和分析的政策理念。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理念以权利论和效率论相区分;协商民主的政策理念注重商议过程和共识反思;社群主义的政策理念围绕自治和秩序提倡信念对话。     

政策变迁的理论与实践浅析

政策变迁通过对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手段等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调整,使政策合理化。任何政策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可以说,政策变迁贯穿于每个政策过程;并且政策变迁本身就是政策过程的一个子循环。所以,政策变迁是对现行政策进行的变革活动。可能引起政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政策主体主观认识的变化、政策自身缺陷的显现等。针对中国政策实践和相关理论研究的实际,既要加强对政策变迁问题的探讨,又要为合理的、必须的政策变迁创造条件。     

刑事政策下的犯罪构成研究

刑事政策与犯罪构成关系密切。从渊源上考察,是近代刑事政策催生出科学、公正认定犯罪需要的犯罪构成,故刑事政策对犯罪构成具有先决性,这也使得在内容上刑事政策要求犯罪构成应具有人权保障的功能和机制。从二者演进发展历程看,即使在近代刑事政策产生之前,古代朴素刑事政策即已对认定犯罪产生影响。自启蒙思想始,科学主义刑事政策、人文主义刑事政策、人道主义刑事政策都对犯罪构成的体系及内容产生过深刻影响,犯罪构成成为刑事政策在规范刑法中的延伸。作为舶来品的我国的犯罪构成从产生到现在都与我国的刑事政策相脱节,其应对当今刑事政策之人道和法治原则、宽严相济之内容等进行应有的回应。     

我国公共政策失灵问题研究综述

政策失灵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我国学界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析了政策失灵的内涵、类型、成因、对策等,不断加深对政策失灵问题的认识。但目前政策失灵研究还存在基本概念界定不清、理论创新不足、视角较为狭窄、研究深度不够等问题。深化政策失灵研究,需要在学理上对其内涵进行清晰界定,构建政策失灵的分析模型;将政策失灵与政策过程相结合,将思辨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政策失灵的具体表现、内在机理、应对思路,增强政策失灵分析的中国特色和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