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自主性:民主政治建构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是对当前国家自主性过度与国家自主性不足双重困境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而民主政治建构则是孕育于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文化中,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过度同样是民主政治建构的泥淖。基于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内在互构考察,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三维写照,即"掠夺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先天不足、"俘获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可能风险、"参与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动共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促模式:中共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     

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与建构——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视角

作为当前最有效的政治组织形式,现代国家至少应具备五个基本特性:合法的垄断权力、垄断税收、公共性、自主性和民主性.中国国家成长的历史逻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从专制王朝国家、独裁普力夺国家、全能型国家、后全能型国家,最终到一个现代国家的不断成熟和完善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实乃一种互塑的动态关系.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现代国家建构应彰显其公共性、自主性和民主性,并努力培育一个自由自主自治的公民社会,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现代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

现代国家建构是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双重化建构过程,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但由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建构是不同步的。这致使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呈现出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的发展轨迹。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以提高国家控制能力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直到20世纪末,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才开始由民族国家建构转向以提高国家合法性为核心的民主国家建构。因此,民主国家建构将成为21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而现代国家则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所在。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吸纳功能与机制研究

政治吸纳是实现有效政治统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基本策略,在促进民族国家建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维护政治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政治吸纳是与政治排斥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统治者为了获致和维系政治统治合法性而通过建立制度机制,采取各种方法和手段把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成员纳入到主流政治生活之中的活动.研究政治吸纳的功能和机制,对强化国家政治认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建构及其原创性贡献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成分和基础性工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成果。其理论建构以探析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转向的动力及内在机理为指向，以诠释“国家”与“治理”的兼容与耦合为发端，以推动构建“善治”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目标，在理论议题上回应“中国关切”,在逻辑演绎上创造“中国话语”,在形态建构上呈现“中国范式”,在价值指向上追求“中国之治”,并在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等层面上形成了新突破，历史性地回应了“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的重大命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以双重革命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基于中国共产党使命的分析

自秦以降,中国即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国家延续了漫长的岁月。不过,在“长期统一”的传统国家形态之下,中国传统社会与国家之间却保持着“长期疏离”,地方社会封闭的“小统治者”实际上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运行和秩序。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革命,建立了新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新国家对旧有社会结构进行社会革命,以政权的力量建构了新的社会形态,包含改革社会结构、培育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进而建立长期稳定的执政根基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构现代国家的双重革命,源于党建立国家政权与推进社会变革发展的双重使命。这种通过双重革命进行的现代国家建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超越：它既超越了传统国家的社会历史形态,也超越了西方理论的现代国家建构逻辑,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建构实践,具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国家建设的特点。     

国内学界“国家建构”研究述评

国家建构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理论视角。当前国家建构的研究进展大体上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进行的。国内学界在国家建构的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着一些不足,诸如"State building"的翻译尚未完全统一,国家建构理论的国外思想资源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国家建构理论的适用性和限度未加界定。这需要国内学界在理论研究上继续深入,通过实证研究来深化国家建构的研究。     

社会资本的建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

社会建构论、文化建构论、政治建构论对社会资本的生成提出了各自解释,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对立的范式中提出命题。以广州市F街公共服务转型为经验文本,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社会资本的建构命题。在"政府搭台、民间唱戏"式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合作中,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团活动空间与公民参与网络得以构建,跨越私人关系的社会资本得以生发。不同于西方社会,在中国,建构社会资本需同时导入国家与社会力量,进行政治与社会的双重建构。     

民生-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民生-国家”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民生问题却存在于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并为当权者所高度重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生-国家的建构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本文着重从民生-国家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阐述民生-国家建构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建构的相互促动与对立、依赖与冲突的关系,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应在注重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相对均衡性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同时,还应关注民生-国家这一重要的建构维度。从“民生-国家”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国家相对自主性"含义辨析

“国家相对自主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典国家理论的一种诠释或补充,有一些不同的版本和内涵。实际上,国家相对自主性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的意义上,也就是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一种间接统治工具的意义上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这种自主性来源于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它不排斥阶级性,相反,它使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以更为灵活的方式为统治阶级服务。     

马克思主义国家自主性理论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内在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即工具主义国家观和自主性国家观,然而,后一观点往往被许多学者所忽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注意到这一问题,并沿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路对国家自主性理论观点作了进一步拓展。国家自主性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知识视野,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为分析当代许多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同时也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向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双重向度。国家治理方式的演进需要符合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法治本身对国家治理体系的逻辑建构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秩序规制,从源头上就已经勾勒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法治前景,因而法治所呈现的理性力量满足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现实需求。法治化程度决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深度和广度,因而法治秩序拓展和维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边界,同时也在治理逻辑层面理顺国家治理体系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因而法治化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因此,在新时代国家治理转型背景下,法治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外在逻辑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始终,不管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如何变化都应当坚持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基本向度。     

浅析马克思国家理论相关内容

从马克思国家理论形成的背景入手,在借助了相关文献材料基础上,对马克思国家理论形成的时代和理论条件、国家理论的基本内容、国家职能理论几个不同的层面进行探讨,在理论基本把握基础上分析得出马克思国家理论的历史地位。通过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相关内容的分析,进一步深化对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认识,抓住时代主题,分析时代背景,并进一步考察马克思国家理论对我国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主体和客体、纵向和横向、宏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相统一的政治系统;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改革与发展的过程,由治理主体(谁来治理)多元化、治理客体(治理什么)结构化、治理过程系统化(怎样治理)和治理方式(如何治理)民主化组成。作为系统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构,必须通过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五位一体"的制度改革与发展才能逐步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中政策审计体制改革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政策审计在提高政府政策能力、推动责任政府建设、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求各级地方政府与审计机关,在推动政策审计的独立性定位、保障机制供给等管理体制方面,以及在政策审计对象遴选、标准体系的建构和结果反馈等组织机制方面,进行系统性、结构性改革和创新。在政策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应强化对管理体制和组织机制的研究讨论与实践探索,提升政策审计的政治性、独立性和专业性,从而建构一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需求的现代化政策审计体制机制。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政策逻辑研究

国家认同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应将强化国家认同建构作为重要使命。在边疆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基本治理工具,建构着国家认同的利益、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团结基础。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审视边疆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存在着政策模式中稳定与发展关系失衡、族际主义政策取向、政策执行力不足、政策冲突、政策创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新时代边疆治理应不断优化政策,促进国家认同的持续、稳固建构。     

国家的“视力”:技术革命与国家信息能力建构

信息是国家能力建构的核心维度之一。国家信息能力是国家辨识其治下公民及其活动状况的能力,关涉到国家“看到”并“看懂”社会的广度与深度。技术革命是影响国家信息能力建构的关键变量,历次技术革命使国家掌控的组织性技术和物理性技术迭代更新,也深刻改变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经过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在社群机制、科层机制和平台机制的依次主导下,国家“视力”历经模糊到清晰再到高清的连续谱。国家信息能力的逐级攀升,使得国家与社会的联结方式从疏离到交叠再到融合,也延展了国家职能的范围。不过,国家信息能力的高度强化在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也可能造成国家职能过度负载和社会自治运作不振。因此,国家信息能力的建构要把握好清晰与模糊之间的张力与平衡。在数字化的浪潮下,国家应克制过度理性化的追求,给予社会力量适当的活动空间,从而建设一个兼顾秩序与活力的均衡国家。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方立法

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地方立法之间有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立法可以通过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个中间环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政治属性,有助于处理好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与发挥地方立法的创造性、自主性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地方立法的法律属性,有助于强化地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与法治意识。兼顾政治性与法律性的地方立法,是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