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下我国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研究

《新加坡调解公约》认可国际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与我国调解协议仅具有合同的效力不符.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的正当性来源与法院判决不同,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调解协议的效力应高于仅具有私法效力的民事合同和没有第三人作用下的和解协议.此外,法院调解、仲裁调解和商事调解具有同质性.公约规定的直接执行机制相较于我国的...     

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司法审查确认机制探究——兼谈执行许可宣告程序之建构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民事纠纷的多样性,民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必须相应于当事人的需求而多元设计.人民调解协议能否被赋予强制执行力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瓶颈.最高人民法院试点的人民调解协议诉前审查确认机制仅解决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人民调解协议转换为执行依据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量的非讼机制结果的执行.应通过特殊的执行许可宣告程序,赋予人民调解协议等非讼机制结果的强制执行力,使诉讼与非讼具有一定的衔接转换可能,以使当事人的权利能够适时和适式的实现,既能减少法院的司法负担,又节省当事 .人进行诉讼的劳务费用支出.     

论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

以调解解决纠纷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点,调解协议的效力是有效解决纠纷的关键,对调解协议效力的司法审查则是诉调对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成功构建的关键一环。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包括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和对调解协议变更、撤销及无效认定的正反两方面。调解制度的完善,必须规范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和相关程序。     

我国国际商事调解法治化的思考

商事争议解决方式中的调解具有便捷、低成本和恢复商业关系等独特优势.实践中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国际商事争议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新加坡调解公约》设置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机制,赋能协议的跨境执行.我国国际商事纠纷解决体系构建中要注重公约对商事调解机制的影响力和引领力,要通过制定专门的商事调解法律和...     

我国的劳动仲裁制度及完善

张伟杰等人在2006年1月2日的《工人日报》上撰文介绍，法律规定，我国解决劳动争议有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个途径。其中协商、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也不是到法院提起诉讼的必经途径。而劳动仲裁则是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即不经过劳动仲裁．法院就不受理起诉。同时，仲裁裁决和法院裁决都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     

我国司法确认制度之浅析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涉及调解的社会主体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是除开法院调解和仲裁调解外的调解协议均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就是为了赋予人民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司法确认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就如何完善和发展,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论对台湾地区法院非讼裁定的认可与执行

非讼裁定是我国台湾地区法院作出的一类重要裁定,也是可被大陆人民法院认可的台湾地区法院裁定中的主要类型。原则上,台湾地区法院的非讼裁定没有既判力,而大陆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对象主要是形成力,其中具有给付内容的,认可的同时赋予其执行力。由于台湾地区法院的本票强制执行裁定等非讼裁定无既判力,虽为人民法院所认可,也应允许债务人向人民法院另行起诉。     

聚焦第五届海峡论坛·两岸基层调解员联谊交流会——两岸调解员盼深度合作 共建社会和谐

从刚刚结束的第五届海峡论坛上获悉,最高人民法院将就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出具的民事调解书作出司法解释,将明确当事人可申请大陆人民法院认可和执行台湾地区乡镇市调解委员会出具并经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核定的民事调解书。这对台湾乡镇市调解员来说,是个极大的好消息。     

先行调解制度重述:时间限定与适用扩张

法学界对于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先行调解规定的理解及实施还存在较大争议。调解之"先行"必须与特定的时间节点相比较才有意义。从体系解释及术语使用规范的角度解读,先行调解是当事人将纠纷起诉至法院之后,在立案之前进行的调解。先行调解的适用条件"适宜调解"强调的是不能违法调解或不应在案情复杂、当事人对抗激烈之类的纠纷上徒劳消耗资源,是否"适宜调解"宜采取个案判断的方法。人民法院既可以通过立案庭或专门机构实施先行调解,也可以将纠纷委派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构,在先行调解中实现三调联动。调解协议只具有普通民事合同的效力,但通过诉调对接,即当事人自愿选择立案签发调解书和启动司法确认程序两种方式,能够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论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的调处

公安调解是我国一种重要形式的行政调解,然而,它并非是对民事争议的调解,而是以调解为形式的行政行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公安机关对民事纠纷并无调解权,其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无强制执行力,这种状况造成了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公安机关应拥有对民事纠纷的法定调解权,并通过调解协议公证或法院备案的方式将其主持下产生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并在此基础上确认公安调解的人员、编制、经费、程序等配套措施。     

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强制调解程序为比较

民事调解以自愿为核心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不存在强制性内容。调解的强制性以强制调解为集中体现，既包括程序上的先行调解，也包括实体上的法官裁定调解内容。尽管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法院附设调解模式与大陆诉讼调解模式不同，但其先行调解的规定对大陆调解模式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应当承认调解在某些方面具有强制性因素，从分析特定纠纷的性质以及诉讼存在的不便来看，应在我国大陆调解模式中设立强制调解。     

论法院转介调解之路径

调解系统性进入司法是现代调解运动的核心内容。各国法院在诉讼程序中通过组织和转介调解两种方式来鼓励调解运用。法院转介调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重视。在中国,法院转介调解可以划分为立案前的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两种形式。在性质上,前者属于诉讼外调解,后者属于诉讼调解。立案前的法院转介调解不宜称作委托调解。中国的法院转介调解机制运行不畅,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经过委派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三种附加程序而获得强制执行力;而经过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可以选择撤诉或以调解书结案。     

海峡两岸法院附设ADR机制比较——以厦门法院涉台民商事纠纷非诉解决机制设计为例

法院附设ADR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即法院在纠纷解决的主导作用,即当事人将纠纷诉请法院解决时,法院以建议、指令的方式将其引导到ADR机构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同时依当事人的申请,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法院附设ADR,不仅是一种纠纷处理的流程,也是一种松散式的组织体系。     

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所作调解协议的执行保障模式及其建构

《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创设了投资补偿争端调解机制，但未规定两岸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所作调解协议的执行保障模式，亟需进一步规范。虽然两岸投资争端的主体双方并非平等的民事主体，但调解协议达成后的投资争端补偿方式为典型的债权之履行，调解协议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民事合同。故而，在现行法律架构下，可依民事诉讼中的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调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的效力。应尽快以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该类案件的管辖法院、受理条件、审查标准、效力与执行等内容，依法保障两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国家统一之前台湾地区法律在大陆的效力及其适用问题

台湾地区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已经认可大陆民商法的域内和域外效力,但大陆在解放初期已经废止了"六法全书",目前对于台湾地区法律的效力问题并无新的规定,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两岸交往的现状."六法全书"继续在台湾地区施行是一个事实问题,大陆对台湾地区民商事法律采取"事实承认"的方式来解决其在大陆的域外效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大陆法院的主流做法是通过参照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来处理涉台民商事争议.     

法院调解与法院附设调解

我国大陆地区的法院调解与国外及其他地区的法院附设调解是两种形似神异的纠纷解决机制。基于传统法律理念及司法体制的大陆地区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诸多缺陷与弊端,已不能很好地履行新形势下"大调解"格局中的职责,为此,应本着科学精神与理性态度,借鉴和吸收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这些实行非诉式法院附设调解制的典型代表的有益做法,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     

福建省莆田市“调解衔接机制”的法治意义

福建省莆田市的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衔接机制是司法调解机制创新的一个典型。其特色在于立足诉讼调解,完善调解网络,主动加强对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支持和衔接,借助并整合社会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纠纷。法院通过对非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从而解决了制约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发展的难题。这一制度由于立足国情,体现民意,适应了社会经济和法治发展的需要,不断推陈出新,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司法确认程序之探讨——对《民事诉讼法》第194-195条的解释

司法确认程序的功能在于将私文书转化为具有执行力的公文书,而且该程序应当设计为简易的争讼程序;为了诉讼集中与诉讼经济的考量,未来应当允许当事人在司法确认程序中提起实体抗辩,法院必要时可以开庭审理。至少在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司法确认程序应当优先于《人民调解法》第32条的履行之诉。司法确认书作为法院的裁定不仅发生形式既判力、实质既判力,而且也发生执行力。我国债务人应当拥有消灭司法确认书之执行力的可能途径,这意味着未来不仅有必要增设执行异议之诉,而且也应当在准用《民诉意见》第152条的基础上引入适用范围更为广泛的变更之诉。此外,驳回司法确认申请的裁定同样发生实质既判力,而且其实质既判力的范围应当包含"法院对调解协议无效的认定"。这意味着,如果当事人依《民诉法》第195条后半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该诉就并非《人民调解法》第32条意义上的诉,而是以"人民调解协议订立之前的原争议"为基础提起的诉。     

论海峡两岸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构建

最高人民法院继1998年《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之后,于2009年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补充规定》,使得两岸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更进一步。然而,大陆与台湾的这种单向立法模式不能体现两岸法律共识,存在诸多弊端。随着两岸实现＂三通＂迎来的大交流、大合作、大融合及大发展,可以考虑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双方签订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安排。在两岸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机制中,重要问题是协调两岸管辖权冲突与审慎援引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诉讼调解协议性质及效力论析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纠纷,诉讼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项重要制度,与其他形式的调解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实践中,这种独特的优势往往受制于调解协议性质及诉讼调解协议的效力而不能充分发挥.为此,一方面,必须以新的视角审视诉讼调解的内涵及价值;另一方面,必须看到,调解协议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在法官等调解主持人的主持下达成的,其内容不仅限于实体权利义务,也包括对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处分,具有准强制执行力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