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法律意识的法治功能及形成机制

法治的实现需要以法律规范为载体的制度化要素,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公民从思想意识上普遍接受和信仰法律,并且外化为一种理性化的行为方式,即依法办事。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实现良好和谐的法律秩序、法制社会目标和理想中起到思想基础和内在支撑的关键作用。公民法律意识受到市场经济、传统文化、管理体制和法律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可以从改善法律环境入手,建立和完善一系列机制,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     

践行社会矛盾化解职能 全面推进调解工作警种化

"警种化"调解工作机制,是将调解工作渗透到公安工作的各个部门、每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安牵领的多种调解模式在社会矛盾化解、群众纠纷解决中的作用,预防一般性矛盾纠纷转化为民事案件,民事案件转化为刑事案件、群体性事件甚至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做到规范执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有机结合,以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社会组织联合执法机制研究

社会组织联合执法为提高执法效率、有效解决纠纷提供了一种途径,但在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和困境。由此,应对社会组织联合执法的法律依据、法律程序、执法方式、法律后果和法律救济进行深入分析,可通过建立和改进联合执法社会组织筛选机制、运作机制、公开机制、监察机制等来完善和规范社会组织联合执法。     

自我创新和政府推进--浅谈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道路

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道路是法律意识走向现代化的自我创新和政府推进的统一。前者是指各种法律意识冲突、分化、重组、整合、再冲突、再分化、再重组、再整合…… ,从而使法律意识不断创新 ;后者是指法律意识创新、法律制度和规范创新、法律意识社会化、法律意识再创新、法律制度和规范再创新、法律意识再社会化…… ,从而使法律意识走向现代化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承继     

风险社会治理的法律调控体系——以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及其法律制度衔接为视角

风险社会正改变传统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应对风险社会关键在于运用法律的确定性对风险进行调控,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各主体的力量,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构建网状的纠纷解决体系,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程序设计及相互转换,立法原则与规则设计,配套措施等方面构建相互衔接的机制。做到各层次的法律能相互配合且程序设计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各种纠纷方式适用范围明确,衔接顺畅。     

湖南省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调查和思考

近年来我省在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社会矛盾纠纷。我省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策应建立健全强有力的化解矛盾的组织领导机制;大力发展经济,构建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机制,发挥其导向作用;建立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机制,将社会矛盾化解引入法制化轨道;进一步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构建排查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建立和推行大调解格局,完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责任机制。     

网络失范与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网络的虚拟特性让法律、道德规范在网络空间里几乎无法发挥作用。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引发大量的网络失范行为，具体表现为人肉搜索引擎的集体无意识、权利义务关系的虚拟化、“三人成虎”的言论传播模式、网络色情和网络暴力污染等。高等院校要改革法律教育方式，加强对网络社会的规范和引导，建立大学生网络法律意识评估和预警机制，全方位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     

基层信访“内卷化”:关于社会反作用于国家的研究

关于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现有的理论范式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与国家的辩证关系和"俘获国家"理论。但前者只是概括性的理论,对于社会反作用于国家并没有详细论证,也没有解释社会反作用的机制和原理;后者毋宁说是利益集团理论的政治实践,而不是社会本身反制国家。本文在检索了近年来关于信访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基础上,论述了信访的国家主义视角,并以社会对国家的反作用为分析框架,揭示基层信访"内卷化"的客观事实、外在表现和内在机制,最后提出了内卷化的本质要义存在于国家被社会捕获的总体趋势。     

论诉讼调解与非诉调解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以四川省法院实践为例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以及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急剧上升,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化、群体化、复杂化的特点。复杂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决定了纠纷解决不能仅仅依靠诉讼机制,而应当充分发挥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特点。因此,构建科学、系统的诉讼和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法律意识的现代化道路

我国法律意识现代化道路 ,是分化、重组、整合、再分化、再重组、再整合……的法律意识现代化的自我创新之路 ,是法律意识创新、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创新、法律意识社会化、法律意识再创新、法律制度和规范的再创新、法律意识再社会化……的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政府推进之路 ,是这两者的统一。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