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政治化的影响与反思

2008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长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趋势。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政治化是其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国内政治层面,债务问题正成为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也是不同政治集团和利益群体之间相互博弈的重要工具。在国际政治层面,债务被视为介入、影响甚至塑造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和议程的重要工具,也被视为国家间在发展中世界竞争的重要领域。因此,全面客观理解债务政治化的影响尤为重要。总体而言,债务政治化虽然具有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强化了对债务问题的关注和研究需求,反而促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逐渐回归理性。具体而言,债务政治化推动发展中国家构建债务问题认识体系、提高债务管理能力,促进其对国际债务治理体系的反思。此趋势有助于国际社会更理性认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关系,同时,对债务问题政治化的系统认识可以为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合作提供有益启示。     

中国企业投资马来西亚铁路的机遇与挑战

<正>当前马来西亚政府大力推进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国企业投资提供了市场机会,也契合了"一带一路"倡议关于互联互通的目标,中马双方在铁路建设方面合作潜力巨大。但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企业在马投资铁路也面临着不少挑战,主要包括马来西亚的土地征用问题、马来西亚复杂的国内政治以及来自日本的激烈竞争等。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新格局与中马合作前景

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出现建国以来的首次政党轮替。政党政治的权力格局开始从巫统独大的单极形态转型成为多党制衡的多元形态。各主要政党沿着族群、宗教以及阶层的政治分野,呈现"两升一平一降"发展态势。从中长期来看,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将为中马合作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但从短期来看,新政府各党派的权力博弈很可能引发政治风险,有必要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党际渠道增互信 中马企业话商机——“一带一路”中国—马来西亚工商界对话侧记

<正>由中国经济联络中心和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中国—马来西亚工商界对话(简称"中马工商对话")7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中联部副部长周力、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王和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何俊明,外交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务部、社科院、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方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马华公会总会长、政府交通部长廖中莱,马来西亚驻华大使再努丁·叶海亚,中马两国企业、智库和媒体等代表近400余人共襄盛举,围绕"‘一带一路’与中马合     

金融全球化演变背景下的G20主权债务综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国际发展挑战,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管控和治理再次被提上议程。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继续扩张,伴随南北力量结构的调整,发达经济体传统的对外债权规模明显收缩,新兴经济体对主权国家的贷款增长较快。但发达经济体仍掌握着主要债务货币发行权,仍拥有最强大的金融服务机构,其超常规货币政策驱使最贫困国家大举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融资,使发达经济体的债权人地位和影响力以另一种形态延伸。当前的G20主权债务合作表明,新兴与传统债权国就最贫困国家主权债务处置开展协调具有建设性意义,但过分聚焦新兴经济体减债,淡化流动性救助及债务源头和私人部门治理,并以债务透明度取代发展政策有效性关切,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传统债权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基于金融全球化合作和公平责任的要求,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在G20框架下与新兴债权国合作,共同撬动私人部门合作,综合开展主权债务危机预防和控制治理。     

斯里兰卡外债问题的生成逻辑与争议辨析

2017年以来,印度与一些西方国家不断炒作斯里兰卡等国的外债问题,意欲通过"债务陷阱论"制造反华舆论,遏制中国地缘竞争力的上升并争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主导权。从经济指标和地缘竞争两个维度分析,2011年以来斯里兰卡外债负担虽然不断扩大,但偿债风险预期可控。斯里兰卡外债问题主要由其生产、外贸、财政支出及债务管理等内部结构失衡所致,外部宏观环境及全球金融市场变化则进一步恶化了该国的增长、收入及偿债条件。来自中国的贷款对斯里兰卡外债危机影响不大,有关"债务陷阱"的指责也缺乏依据。将债务问题进行高度政治化解读并构陷中国,背后折射出深层次的地缘竞争关系。尽管"债务陷阱论"毫无依据,但可能对中斯关系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合作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而言,除鼓励学者、企业在国际媒体上更多发声外,还应加强对斯里兰卡等国的债务风险评估,并积极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地缘经济合作模式。     

本刊2020年部分选题预报

正本刊采取专题设计与自由来稿结合的刊文办法,一方面积极刊发符合本刊定位的自由来稿,另一方面适时预报专题选题进行组稿,欢迎各位同仁踊跃赐稿。其中对应预报选题的来稿,截稿期为该期出版日期三个月前。2020年第1期:当前,一些国际势力围绕债务问题攻击和抹黑他国,对中国融资的过度炒作和恶意描述是债务问题政治化的突出反映。为此,有必要阐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债务问题的根源,传统的国家债务治理模式存在的问题,应该如何反思和改革债务治理体系,如何使中国融资的"债务陷阱     

马来西亚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其动因

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使其政党政治出现五重变化，即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初步形成、族群和多元政党制度并存、伊斯兰政党悄然崛起、东马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和最高元首虚位角色日益实权化。这些新变化折射出马来西亚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转型，其背后多重动因相互交织。马来人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反腐败进程持续深化、东马自主意识的强化和仇恨政治的推波助澜，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产生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马来西亚独立以来的民族政策演变——基于认同政治视角的分析

马来西亚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及历史等因素使该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上面临诸多困境。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教等领域的民族政策,以服务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但同时,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也受到该国认同政治的强烈影响,执政集团与多民族社会的政治互动让民族政策不断调整,反对党势力和宗教因素对政策演变的影响也越发显著。马来西亚的民族政策通过保障公民政治参与和缩小族际发展差距促进了国族身份的塑造,却又在认同政治的作用下导致族群界限固化,束缚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后殖民地国家需要在尊重社会多样性的基础上培养国民的政治认同、妥善分配族群利益,从而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创造可靠保障。     

新自由主义、危机与去政治化的矛盾

本文提出了一种去政治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去政治化策略经常与新自由主义相联系,即使在凯恩斯主义体制下也长期存在。文章主要以英国为例详细叙述了从1970年代末至今,在新自由主义治理体系下去政治化所采取的多种形式。研究发现,与许多流行的论述相反,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之前、期间和之后,经济管理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连续性。不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中,许多国家的政府都保持甚至强化了去政治化管理的力度。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去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没有使国家管理者能够规避国家层面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产生"政治"危机的简单化表述相反,本文认为,危机同时表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太空安全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出路

《外层空间条约》所确立的太空"全球公地"性质正遭到日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日益依赖太空;另一方面,太空技术也正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国家军事实力的倍增器,国家军事和安全战略的赋能器,国家软实力的展示器。随着太空活动的日益频繁,太空呈现出"公地悲剧"的特征,太空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特别是太空环境恶化、太空资源稀缺以及面临太空武器化威胁,急需国际社会进行治理。为此,国际社会也提出了多项治理倡议,并进行了相当努力,也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实现全面太空安全治理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由于太空技术具有军民两用性质,一些国家希望利用太空技术提升军事实力,作为维护霸权和反对霸权的基础,无法就太空安全治理达成共识。国际合作是太空安全治理的唯一途径,不仅可以缓解频轨资源短缺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太空环境问题,更有助于禁止太空武器化,实现太空透明与信任建设机制,确保太空的可持续性利用。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困境的动因及其前景

从"一党独大"到"多党并立",受族群政治与"青蛙政治"的双重挤压,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面临政治稳定性较差的困境.一方面,族群政治固化了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导致腐败和不公平现象频现,激起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持续抗争,最后演变成数波"政治海啸";另一方面,"青蛙政治"以权力和利益为导向,成为新旧政权转换的催化剂,即利用政权更迭契机左右新政权的诞生.未来,马来西亚政治转型需要破解多重矛盾,才能建立起稳固的君主立宪政治体制.     

数据民族主义：驱动逻辑与政策影响

数据本地化和数字保护主义正成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数字经济的重要议题。数字数据是一种战略资源,一些国家通过相关政策争夺数据所有权,数据议题日益与民族主义叙事相结合,数据民族主义由此产生。作为一种由市场、社会与国家等驱动逻辑共同促成的复杂现象,数据民族主义关注数据的排他性控制权,具有明显的政治回应性、国家中心主义和议题拓展等特征。数据民族主义是一种合理的客观政治现象,也是对数据领域全球化与国际权力争斗的一种反应,对全球数字贸易制度、国家主体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和大国互动都有较大政策影响。中国和国际社会应该认识到数据民族主义的必然性,预防其潜在风险,关注其合理诉求,维护各国数据治理自主性,约束数据处置流程中的封闭化和政治化倾向,倡导负责任的数据民族主义,在主权、能力、安全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积极推进全球数据治理。     

中国与邻国海洋划界争端问题(摘要)

中国隔黄海、东海、南海与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 亚、越南8个国家相邻或相向,尚未与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划定国家管辖海域(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边界;与日本存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争端,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越南存在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归属争端。如何解决上述海洋划界争端问题,维     

马来西亚全力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正>中国的和平崛起是21世纪的世界大事。马来西亚特别重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末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主席强调,"加快‘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合作,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他的这番话令我们感动。马来西亚全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也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事实上,自"一带一路"倡议公     

“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国家的政党轮替风险及中国应对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心所在,中国与沿线东南亚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类风险,其中,因政党轮替引发的政治风险是一项普遍的风险类型。东南亚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党轮替风险,以及由此衍生的政策不连续、政治暴力、政府合同违约、没收、征用等次生风险,严重影响着"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的顺利实施。对此,有必要对东南亚国家的政党轮替风险进行科学与全面的评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中国应当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则和框架下,通过拓展与沿线国家的双多边关系与合作,充分发挥政党外交的优势作用,善于运用法律仲裁手段等途径全面应对政党轮替风险及其次生风险,从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亚地区行稳致远。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的发展及其制约因素

从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39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其政策主张是通过宪法手段在马来西亚建立非种族的民主社会主义型社会,实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尽管它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反对党,但各种因素决定了其影响和地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全球卫生治理的背景、特点与挑战

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病毒以及寨卡病毒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卫生问题不仅已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且日益占据国际政治和外交的优先议程。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公共卫生危机的频发和扩散对全球卫生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全球卫生治理呈现出治理行为体多元化、治理层次多维化、治理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与此同时,全球卫生治理也面临卫生问题政治化、协调机制碎片化、多边机制双边化等挑战。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摒弃"建墙"和"甩锅"思维,坚持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主导的多边主义,持续加强全球卫生治理与合作,才是国际社会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正确努力方向。     

“党国同构”体制下的马来西亚

《当今大马》、《独立新闻在线》、《马来西亚内幕者》和《今日马来西亚》等新闻网站以及大量的网上论坛,正在成为马来西亚选民尤其是年轻人获取政治信息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新渠道。这无疑对马来西亚政治系统的开放性提出了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