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合作论:理论模式、价值与未来研究

"进程"本身具有积极和消极双重含义,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程"概念,应该是指一个社会化的互动过程,它既是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学习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建构过程。以进程为变量解释国际合作形成的理论被我们称为"进程合作论"。进程合作论认为,进程能够推动国家加强对话和学习,接受规范和法治,帮助国家建构集体身份,从而为合作提供强大的认同基础,而国家之间的合作行为,又能扩大共识,再现规范,强化共有利益观念,从而又推动进程的维系。"进程合作论"的基点在于进程,进程既构成合作的原因和手段,又成为合作的结果和目的,进程与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共生共存。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丝路”国家贸易安全与便利化合作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国—中西亚国家合作的视角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下深化沿线国家,特别是中国与中西亚国家间的贸易安全与便利化合作对促进域内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中国—中西亚国家之间具有进一步深化贸易安全与便利化合作的实践基础和经济基础,但是中国与中西亚国家的合作仍面临不稳定的国际外部环境以及内部制度不规范、文化观念落后、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待提高等现实挑战,所以中国—中西亚国家应契合地缘经济发展需要,基于新功能主义的溢出效应,通过国际组织构建多边合作平台,同时深化海关合作与促进互联互通,完善基础设施和加强信息沟通,以及推动建立中国—欧亚经济联盟自贸区等路径来应对挑战,从而加速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标。     

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

10 0年前地缘政治的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形成相对系统的理论。传统地缘政治理论强调国家的权力增长与空间扩张的关系、海权与陆权的对抗。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的发展 ,尽管这种支撑强权政治的理论仍对一些国家的战略选择产生影响 ,但它对现实国际政治的解释越来越显现出局限性。文章尝试着从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视角 :“地缘重心论” ,来分析现实国际关系 ,强调地缘重心国是区域一体化的引擎 ,是世界政治的支点。同时认为可以从地缘重心的角度分析当前国际关系地缘板块结构中发生国际冲突的脉络。文章主张各个地缘重心国之间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协调与合作 ,建构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 ,维持人类的长久和平与繁荣     

女性主义的"移情合作"与国际关系理论整合

多元化的视角组合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世界政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有必要将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边缘化理论整合到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中去。女性主义理论以其自身独特的整合模式显示了后现代女性主义"移情合作"的现实可能性。它启示了女性主义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之间通过平等、建设性的商谈寻求认同与合作,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实现容忍差异的理论整合,共同构建更具包容和更加开放的国际关系理论空间。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理论创新：文化、理念与实践

传统文化、外交实践和世界形势重大变化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带一路"实践不仅体现了国际合作的一般规律,也体现出一些新的合作理念、合作模式和合作路径,很多是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合作理论所忽视或不能解释的。"一带一路"实践强调合作的平等性、开放性、包容性、过程性、长期性,坚持互利合作,共同发展,超越了西方理论视域下简单的制度合作、同质性合作和利益合作,这些为国际合作理论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新元素。对"一带一路"实践进行理论凝炼不仅可以更好地彰显中国外交实践,还可以把中国外交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这也是将中国实践转化为世界普遍知识的重要路径。     

胸怀天下观对西方空间理论的三重超越

东西方文明的国际观基于自身文明成长的经历而产生，却具有不同的实践发展与理论旨趣。国际观与空间理论密切相关，从空间视角阐释国际观的理论逻辑发展，更有助于深化对东西方国际观的比较研究。西方国际观蕴含着抽象单一的空间意识、基督教文明的一神论信仰与零和博弈的民族国家范式，造就了个体主义的国家观、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观和现实主义的行动观。与西方观念相对应，胸怀天下观体现了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既有海纳百川的天下情怀和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观念，又以新时代的空间正义反对西方的空间霸权。在本体论层面，胸怀天下观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血脉，以其礼仪人伦、和而不同、推己及人的理论内涵实现了对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空间观念的超越；在认识论层面，胸怀天下观作为中国分析世界空间格局的基本世界观，以其多元共存、合作共赢特征意味着对西方近代空间理论的超越；在方法论层面，胸怀天下观作为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法论，以积极进取的使命感回应国际社会普遍关切，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以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新型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挑战了西方现代空间理论。     

东亚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之关系——一种机制视角的分析

军事同盟是东亚区域合作构建迟缓的症结所在。但共存一域的两种机制——军事同盟和东亚区域合作,其各自的地缘政治特征存在冲突。军事同盟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壑,而区域合作的地缘政治逻辑强调以邻为伴;东亚军事同盟具有双边-非对称性结构特征,强调同盟内部观念的同一性及同盟与他者的差异性,而区域合作是一种多边结构的构建,强调观念的包容性。双边同盟很难汇聚多边利益,而双边-非对称性的同盟结构,使次级同盟成员处于绝对劣势,在增强其对主导盟国的依赖度的同时也减少了其政策选择度。军事同盟与区域合作构建均具有谋求利益与安全的功能。但军事同盟强调现实的、短暂的安全利益,以军事合作为特征。区域合作则兼顾现实和未来的中长期利益,以全面合作为特征。军事同盟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参与同盟的国家,区域合作提供的安全产品的受众是本区域的全体成员。     

国际合作的新自由主义视角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治理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范式。与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强调权力 与安全、强调国家的中心作用相比, 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相互依赖, 强调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复合相互依赖模式 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创新, 它为推进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反思与超越

国家利益是主客观交织的概念,"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理论基础上的抽象,并通过三种形式表现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观念遇到了巨大挑战。这一挑战在理论上来自建构主义、公共理性、全球伦理、全球社会理论的诘难;实践中则在领土争端及安全问题的解决、国家利益的流散、全球问题,以及国际保护的责任等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上遭遇困境。因此,有必要反思与超越"国家利益最大化"观念。     

全球国际关系学视野中的“中国学派”构建

国际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并不"国际"这一问题的反思由来已久,并形成了两大方向:一是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美国霸权地位的批判;二是通过探索西方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来破解传统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阿查亚和布赞提出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倡议与这两方面的理论反思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延续性,但其强调的理论研究重点也经历了从吸纳非西方的元素到超越西方和非西方的区分、实现"统一的全球对话"这一转变。中国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追求在过去30多年间经历了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到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个不同阶段。从有关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方法论讨论来看,"超越两分与推动对话"有助于"中国学派"的构建并实现"二元互补",而"深入地方和走向全球"则可以使其突破"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例外论"的束缚,从而获得更广范围的普适性。     

海陆和合论:“一带一路”可持续安全的地缘政治学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首倡、各国踊跃参与的国际合作实践。其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以及用怎样的地缘政治思想作指导。历史上传统的"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等地缘政治学说,目的大都是为争夺地缘霸权或军事战略服务的,与"一带一路"追求的互利共赢目标格格不入。然而,某些国家仍会从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看待"一带一路"。为使"一带一路"建设拥有与其相配套的地缘政治新概念,作者提出"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之间、海洋国家之间、陆地国家之间,全面实现互联互通、和平合作,通过互利共赢,打造结伴不结盟的网络化利益共同体、安全命运共同体。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参与国之间的政策沟通,形成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网状开放体系。可持续安全的"海陆和合论"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实践,必将打破传统地缘政治学所导致的"海陆对抗"或"欧亚大陆地缘争夺"的恶性循环。     

国际政治经济学50年:现实变革、议题设定与理论创新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兴起和发展,既与国际关系的现实变革相关联,也与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相联系,同时更与IPE三代学者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20世纪70、80年代,围绕美国霸权衰退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三次大的理论论战。"第一代"IPE学者或关注在国际经济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论),或关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以及权力分配(霸权稳定论),或关注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或关注国际组织的作用(国际机制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的解体,尽管出现了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论战,但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还是促使"第二代"IPE学者们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国内政治,他们试图借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并通过统计学的方法,将比较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借此构建"开放经济政治学"(OEP),从而使国际政治经济学更加"科学化"。然而,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仅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全球化产生了重大冲击,而且还对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放经济政治学"提出了理论挑战。正是在对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政治经济变革的反思中,新一代IPE学者出现了分化趋势,这一趋势既涉及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也关乎研究议题的设定,同时还触及到了学术共同体的建设。     

共生型网络:跨域合作治理的新框架——基于亚洲区域合作视角

21世纪"复杂性社会"带来的挑战及全球化、区域化的发展潮流已经引发了区域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存在地缘政治和同源文化关联的跨域行政主体之间普遍化的区域效应和复杂的公共管理问题。对于国际依赖与交往超过任何时代的新亚洲各国而言,其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而且愈来愈依赖于它与周遭国际区域环境的互动关联。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政府联盟态势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为亚洲区域公共治理架构起趋近成熟的合作格局,合作格局的深化对跨域各主体合作理念的选择和实践模式建构提出了现实要求。基于共生型网络框架同跨域公共行政主体间具有关联一致性的逻辑前提,将生物学种群生物进化的共生理论与公共管理的网络化治理相结合,通过解释亚洲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共生网络内涵特征及目标属性,阐释区域公共行政联合体与共生系统各要素之间的耦合机制和相互作用,分析共生型网络合作模式的构建思路,进而提出以"共生型网络"为核心概念的亚洲区域治理的新理论框架和新机制。     

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共享安全”的理论渊源

"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共有观念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建构主义理论为视角

以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共有观念对国家身份和利益的塑造作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基于国家利益的根本需求,但出于国内社会转型深化的需要和对国际关系形势发展的应对,中俄需要突破对现实利益的考虑,借助构建共有观念和集体身份认同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水平。中俄需要在现有伙伴关系的框架内,进一步加强互动,除了政治、经济、军事、能源等领域的合作,还要促进两国共有观念的形成,增强对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的认同度,以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共有身份参与到国际体系结构变化和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之中。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金砖国家非传统安全合作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围绕金砖国家合作,不少人持有"褪色论"或"金砖分化"的悲观态度,主要论据是金砖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禀赋互补性,因而难以促成合作。然而,从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实践出发,金砖国家合作都是可行的。从理论维度出发,合作包括交换型合作与协作型合作。交换型合作认为,禀赋的互补性缺失,合作就难以形成。这也是当前学界对于金砖合作的争论焦点。然而,合作还包括协作型合作,达成共同利益,并不依赖禀赋的互补性就能塑造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再回到金砖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领域内合作实践的维度,随着安全的内涵、议程和治理路径发生转变,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因为全球化时代安全议程空前复杂、具有非传统性,进而超越了一国之能力予以治理。具体到金砖合作的治理实践之中,塑造后天共同利益的操作路径包括:塑造"行动焦点"、把饼做大;培育信任、塑造伙伴关系等。此外,金砖国家合作强调包容性规范,持开放的姿态,重视与其他平台以及世界各国的合作。     

从观念变革到制度构建：全球安全倡议的实施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为全球安全提供的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重大观念变革。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不仅需要共同安全观念的确立，同时还需要逐步制度化，从制度层面进行有效设计和构建。现实结构论倡导权力逻辑下的构建路径，理性设计论倡导利益逻辑下的构建路径，制度话语论倡导话语逻辑下的构建路径，这些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国际制度构建提供了启示。本文基于“从观念变革到制度建设”的一般理论逻辑，认为全球安全倡议的制度构建路径可尝试建立在空间维度、关系维度和演进维度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可以从全球—地区的空间维度、安全—发展的关系维度、非正式—正式的演进维度出发，构建出倡议制度化的三维分析框架，实现上下联动、内外统筹、三维并举。在空间维度，要坚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加强地区层面、跨国界次区域层面制度建设；在关系维度，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关注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并协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演进维度，要推动全面提升制度综合能力的制度建设进程。最终形成“三端支撑、三足鼎立”的国际安全制度体系，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中国学界关于东亚一体化的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亚一体化进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正式启动,而当前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被认为发展"迟滞"甚至陷入"停滞"。中国学界主要用"互信不足论"、"贸易结构差异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论"、"三心二意论"、"美国阻挠论"、"主导缺位论"等对其进行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诞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使东亚经济一体化呈现出多重框架并存的格局,其对东亚一体化的影响以及中国的政策应对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并折射出学者们对"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的不同理解。与此同时,东亚地区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同样步履蹒跚,在几种合作模式间争论与博弈,学者们为此提出了许多新的东亚安全架构和设想。在不断地翻译和推介西方一体化知识之后,中国学术界应该用自己的话语构建中国或亚洲知识,以"互联互通"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合作概念和理论或许是一种不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