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及劳动关系现状 —— 基于北京市多平台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运用北京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及应对举措"专题调研数据(1),通过整合定性和定量要素的混合方法,分析了共享经济平台劳动者就业的特征以及劳动关系的现状与问题。结果表明,共享经济平台就业呈现出低门槛、高灵活性、去劳动关系化的特点。共享经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新的工作模式,在帮助劳动者提升收入水平的同时,劳动者可以较为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但同时,共享经济的发展对传统劳动关系秩序产生了巨大挑战。传统劳动法律体系不适应共享经济的发展,劳动者与共享经济平台的法律关系不明确,平台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应引起重视。     

工会视角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关系问题及对策

研究使用北京市"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对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的影响及应对举措"专题数据和调研访谈,描述了从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现状,并从工会角度提出面对新就业形态的思考和应对策略。新就业形态带来了大量就业岗位,同时也造成了平台从业者权利不平衡、劳动权益保障缺失、工作稳定性下降、传统劳动法律体系不适应、工会应对不足等问题。从工会角度出发,应对新就业形态的主要策略包括反映平台从业者的诉求、及时介入平台劳动争议、努力帮助提升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质量、推动劳动法律体系向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拓展等。     

关于我国共享经济新就业形态的研究

随着共享经济的迅猛发展，网约工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规模巨大的新生就业群体，且展现出鲜明 的新就业形态，主要表现为用工主体的平台性、轻资产化和就业主体的原子性和重资产化，用工方式的高弹性 和社会化，就业方式的网约性和非标准化，用工管理上的“重绩效轻责任”非均衡性以及就业关系的去劳动关 系化等主要特质。共享经济新就业形态既对促进就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贡献，也对相关劳动权益实现带来巨大 冲击和挑战，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等在处理好远与近、合与分等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套 行之有效的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机制。     

新就业形态的就业留存 ——基于外卖骑手的定性比较分析

尽管新就业形态存在就业不稳定、劳动力流动率高的特点，但仍然有大量从业者长期留存于各 类新就业形态中，其原因值得探究。研究以外卖骑手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外卖骑手的就业留 存原因及路径进行探究。研究发现，影响外卖骑手就业留存的因素包括个人情况、工作现状、压力来源、薪酬 满意度、平台满意度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归纳了就业留存意愿最高的 4 类群体，包括家庭生活压力较大的专 职群体、有丰富经验的兼职群体、家庭生活压力小且缺乏经验的青年从业群体，以及在其他劳动力市场竞争力 不足而被迫选择成为骑手的群体，并对每类群体的特征进行了详细描述。研究认为，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受 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影响，是劳动者综合了多种因素后的理性选择。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状况研究

近年来,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迅速崛起,各种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与此同时,相关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研究发现,由于劳动关系限制、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缺乏维权途径等方面的原因,该群体不仅参加基本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相对偏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医疗保险的比例更是明显低于在职职工,而且大都未参加...     

共享经济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认定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随着共享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人数不断增加,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问题受到广泛关注。世界各国基于"控制论"或"从属论"的思路,建立了以"二元论"或"三分法"为基础的劳动关系认定体系。研究对比分析了不同国家劳动关系判定的法律标准及其在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认定中的应用,并在典型国家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了"二元论"和"三分法"判定平台从业者劳动关系的效果。研究认为,劳动关系须以人格从属性为本质,不可因规模有限的新兴就业形态而轻言改变。     

新时期产业工人就业质量研究——基于山东省济南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促进产业工人实现更高质量就业是保障新时期产业工人劳动经济权益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了基于主客观相结合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对济南市产业工人的就业质量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产业工人对工作安全保护满意程度较高,但工作收入有待提升,工作福利保障程度较低,工作稳定性还不强,不同群体的产业工人就业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产业工人整体就业质量不高。因此,要提升产业工人就业质量,需要加大对劳动法律法规执法监督,推动产业工人技能素质提升,完善工会保障产业工人权益的机制。     

代际差异视角下平台型灵活就业者的就业选择研究

灵活就业作为一种新兴的就业形式吸引了各个年龄的劳动者,同时随着"80后"和"90后"新生代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代际差异以及带来的管理问题成为了重要的研究领域。利用微工网兼职平台灵活就业人员抽样调查数据资料,分析了代际差异对劳动者就业选择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代效应和年龄效应对于灵活就业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有着显著影响。"90后"的灵活就业劳动者更关注灵活就业中的时间自由与个人的发展;"80后"和"70后"的灵活就业则更加关注工作本身的回报,同时更愿意继续从事灵活就业工作。     

零工经济中个体就业动机探析 ——以北京市外卖骑手为例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用餐习惯的改变，数字经济中的餐饮行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为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研究基于外卖平台骑手的数据探讨数字零工经济下个体的就业动机。研究发现：大多数外卖骑手表面上是为了追求工作灵活性、经济收益和扩大社交网络而主动选择零工就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平台真正实现这三方面的诉求。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让他们为了谋求生存而被动“挤入”,而非主动选择进入零工就业中。因此，针对劳动密集型平台就业群体，需要深入分析其选择零工就业的真正原因，才能在对其帮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对症下药”和“精准帮扶”。     

关于共享经济平台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研究

共享经济平台网约工已经成为一支规模巨大的新生就业群体。作为新就业形态的代表,其明显表现出核心生产工具新、就业形式新、与服务平台的就业关系新的新特征。该群体主要由直营工、众包工和第三方用工组成,其劳动权益实现出现明显分层,其中直营工最好、众包工较差。网约工整体面临五大突出问题:安全风险高、保障低,劳动收入不稳定、没保障,社会保险保障差,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少有效话语权。制约网约工劳动权益的因素复杂,既有法律法规滞后性因素,又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因素,还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等。为更好地维护网约工合法权益,研究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稳妥处理"包容"与"审慎"之间的关系,加大执法检查和监督,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强化平台企业的法律责任,工会组织将相关网约工组织起来、切实维权服务。     

隐性就业显性化问题的探讨

本文从隐性就业的现状出发 ,探讨了隐性就业的利与弊以及隐性就业显性化的意义和解决措施     

支持服务业扩大就业的对策研究

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是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实现途径。我国服务业就业规模不断增加,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发展迅速,服务业就业偏离度总体上保持平稳下降且维持在较低水平,服务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基础较好。然而,由于一些县域发展服务业动力不足、个体就业意愿不强等原因,我国服务业就业仍然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需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就业。对此,一是进一步推进政策改革和制度创新,转变服务业就业国际逆差;二是进一步完善服务业行业管理体制,切实加强服务业行业标准、行业规范建设和对外开放;三是加强宣传引导,树立新型就业观念;四是做实服务业人才培养培训;五是加强就业创业保障力度,有效化解失业风险。     

工会组织在青年就业及就业安全中的作用研究

青年是就业市场的生力军,其就业状况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目前青年就业形势严峻。中国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其在青年就业及就业安全的作用不可或缺,诸如:参与制定青年就业政策、提供青年就业信息、培训青年就业技能、维护青年就业安全、帮扶困难青年就业和大力支持青年创业。推动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完善工会组织构建的多层次青年就业服务体系、拓展工会服务青年就业的服务内容等,以更好地鼓励和扶持青年实现创业创新。     

新时期就业歧视的成因及治理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而消除就业歧视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研究通过梳理就业歧视 相关文献,结合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的主要类型及表现,分析就业歧视产生的原因及对就业市场的影响。研究发 现,随着社会发展就业歧视类型逐渐多样化,出现户籍、性别、年龄、健康等歧视,也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人力资源流动不畅、劳动者不公平感加强等危害。研究建议,我国应完善相关就业法规,维护就业者合法权益, 打造公平公正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现。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时代审视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促进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化解就业矛盾、保障和改善民生、拉动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五个方面表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选择、就业优先战略的内生动力、主要渠道、体制机制、目标导向五个方面来把握就业优先战略的内涵;选择以就业优先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形成就业优先的综合性政策体系、加强公共就业管理和服务、实行就业工作目标责任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主要措施。     

互联网普及程度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分析

研究基于 2002-2016 年的全国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互联网普及程度对非正 规就业的影响，发现互联网普及程度对非正规就业比例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互联网的普及提高了社会整体的就 业质量。进一步使用滞后一期互联网普及程度作为工具变量，两阶归结果表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此外，为了 排除《劳动合同法》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研究使用《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前的样本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普 及程度对非正规就业比例的负向影响仍然显著。     

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的劳动法思考

网络直播行业光鲜亮丽的背后是网络主播寻求劳动法保护基本劳动权益的征途。经纪公司进军网络直播行业的初心也在于该行业用工关系处在劳动法调整的灰色地带,用工成本低且获利大。现行劳动法单一调整模式日益暴露出诸如网络表演用工等非典型劳动关系规范漏洞,加上从属性标准抽象化在演绎推理式的裁判逻辑中拔高了劳动关系认定难度,法院更倾向于用合同法来解决网络直播用工纠纷。为保护网络主播等自治性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今后可以考虑两种立法体例,或是转变劳动法调整模式,采用三分结构增设类似劳动者制度,扩大调整对象,或是保持劳动法体系的稳定,专门制定下位法,规范网络直播用工关系。     

当前就业问题形成的相关因素分析与政策选择

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失业群体不断涌现,已成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只有强化政府责任,优化就业结构,提升就业、再就业能力,构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才能为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拓开路径,进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不完全信息下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就业知情权保障

信息的充分传递是市场资源高效配置的前提。就业市场上大学生就业信息的不完全,影响了大学生理性的进行学科选择和职业规划,导致高等教育人才供需双方不能有效衔接。知情权保障是解决主体信息不完全问题的唯一路径。我国应在立法上明确大学生就业知情权的内容,并通过政府的市场就业信息收集供给、高校就业信息服务、用人单位就业信息告知等,落实大学生就业的知情权。     

White collars and labour history: the contractual regime in Italy from the Liberal to the Fascist era, 1919–1945

This article aim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y of non-manual labour, beginning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general norms governing the contracts of private sector workers in Italy, from the post-First World War period up until the creation of the fascist corporate system in the 1930s. The starting point is the 1919 law that defined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white-collar workers, expressed as a bond of trust and delegation on the part of employers, from whom legally established and binding guarantees were issued. These guarantees included the offer of permanent employment and the right to compensation should said employment be terminated. This law was reformed during the fascist era, but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he collective labour agreements stipulated by unions under the regime, contributing to the sustained social status of white-collar workers, particularly in comparison to manual labourers. This article will highlight the difficulties in applying these standards, and the legal and union disputes they generated, exploring an area rarely discussed by historians, while also, as a case study, scrutinizing the more advanced situation of employees in the banking sector – a sector which, from a regulatory and contractual point of view, represented the white-collar élite, as it would continue to do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