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具不能犯——以故意杀人罪为例

在我国,工具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类型之一,具备主观罪过和客观危险性,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随着刑法学的发展,逐渐有学者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关于不能犯归属的争论烽烟四起,主要观点是有罪说和无罪说的对立。有罪说认为工具不能犯是犯罪未遂的类型之一,具有危险性;无罪说否认工具不能犯构成犯罪,不认为该行为具有危险性。在对于如何判断危险的有无方面,存在主观说和客观说的基本对立。从我国通行的刑法理论出发,对几种基本的学说进行讨论,得出结论:当前在判断危险性的有无上仍应坚持具体危险说。     

浅议犯罪未遂与不可罚不能犯之区别

在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认为不可罚不能犯都属于未遂犯，而不把两者加以区分，只是将迷信犯作为例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并从修正的客观危险说中的假定事实说角度加以分析，将两者做出基本的区分。     

试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之区别

不能犯未遂是犯罪未遂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迷信犯作为一种不可罚的行为与不能犯未遂具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对不能犯未遂问题的正确理解，有助于我们准确界分罪与非罪行为。本文认为不能犯未遂与迷信犯在行为危险性、犯罪故意方面、认识错误方面以及法律后果上具有重要区别。认识这些区别有利于我们在理论和实务中对相关行为做出正确的判断。     

论不能犯与能犯未遂的区分标准

不能犯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具有行为的危险性。但由于行为人主观的认识错误致使行为不可能达到既遂,因此既遂不能是不能犯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与能犯未遂的重要区分标准之一。既遂不能的原因可以分为手段错误和对象错误两种情况。     

“危险”的判断——论刑法中的不能犯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构成犯罪 ,因而不具有可罚性的情形。区别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关键是判断是否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险”。对此 ,理论界存在“纯粹主观说”、“抽象危险说”、“具体危险说”、“客观危险说”四种观点。我国通说主张的“抽象危险说”是比较适当的观点。     

基本犯罪未遂的结果加重犯之犯罪形态议——以强奸罪的结果加重犯为切入点

结果加重犯的既遂和未遂的认定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结果加重犯的基本犯罪未遂而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如何认定犯罪的形态更具有重要意义。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的认定分歧也导致此问题的认定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野。双标准说和单一标准说都很难在实践中起到统一作用,从法益的侵犯、主客观相统一以及结果加重犯的构成、司法实践来看,采取相对的双标准说更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连续犯既遂与未遂的界定问题研究——以个案为视角

连续犯是裁判上的一罪,只能认定为一罪,如果部分既遂部分未遂,依据部分全体的认定原则,应认定为犯罪既遂。敲诈勒索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在判断其既遂与否时,应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实现为标准。如果被告人对敲诈勒索获取钱款的行为供认不讳,且有其他证据辅证的,即使被敲诈人没有报案,也可认定为证据确实、充分。     

数额犯未遂问题研究——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为例

在数额犯中,"数额"不是界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尺,也不是数额犯刑罚发动的内在动因,"数额"是数额犯犯罪构成要件中量的规格,是一种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在犯罪成立层面起到区分罪与非罪的作用。数额犯存在未遂的犯罪停止形态,这并非是由"数额"本身所规定,而是由刑法总则中关于未遂犯罪的一般规定与刑法犯罪概念的"但书"规定所决定的。     

不能犯抽象危险说之坚持——兼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在我国,不能犯的危险性判断理论存在着修正的客观危险说与抽象危险说之争.修正的客观危险说对通说抽象危险说的批评绝大部分是没有道理的,其自身的理论建构也不成功.二者对峙的背后,实际上牵涉了不能犯处罚的根据应是结果危险性还是行为危险性,犯罪论的本质应是结果无价值论还是行为无价值论,理论研究方法应是演绎还是归纳等重大问题的争论.抽象危险说因与我国刑法规定及整个刑法理论相协调、认定标准简洁明快统一、符合我国的司法现实等优点而应当为我们所坚持.     

银行卡网络盗刷法律责任的类型化分析——以2017—2021年68份盗刷案例为分析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晰了银行卡网络盗刷的适用范围、举证责任分配、裁判规则、盗刷资金最大限度受偿原则及发卡行无过错归责原则,为法院审判银行卡盗刷交易纠纷案件提供了重要审判依据。通过梳理全国2017—2021年的68份网络盗刷的裁判文书发现,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对于同类案件有“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在案件审理中对于网络盗刷如何认定、责任如何划分存在较大分歧;近期频发的免密支付盗刷、“短信嗅探”、手机劫持等案件问题在法院审判中存在诸多难点问题。以类型化思维梳理为分析视角,网络盗刷案件审理中应充分采用证据的全面审查原则,审慎使用“全面告知义务”、平衡举证责任的分配,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网络盗刷中也需承担应有责任,同时完善“短信嗅探“、手机劫持特殊举证规则,改善电子支付环境。     

地方性禁毒法规的发展完善方向——以《四川省禁毒条例》的修订完善为例

在禁毒立法上,我国现阶段基本形成了以《刑法》《禁毒法》《戒毒条例》两法一条例为中心,毒品犯罪刑事立法、行政法规、地方性禁毒法规相配套的禁毒法律体系。全国性的禁毒法律法规无法涵盖全国各地的特殊情况,无法对毒品违法犯罪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及时回应,地方性禁毒法规大有可为。在地方性禁毒法规的发展完善上,一是做到立法精细化,对《禁毒法》《戒毒条例》规定的禁毒措施进行细化;二是做到立法特色化,结合地区禁毒现状创新规定新的禁毒措施;三是做到立法地方化,为《刑法》中毒品犯罪的解释适用填补地方性知识,保障厉行禁毒政策的落实,依法有效打击毒品违法犯罪。     

以人为本是做好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以人为本不应与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混为一谈 ,它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以人为本的“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以人为本应是我们的立党之本 ;狭义的以人为本 ,就是提倡尊重他人 ,关心他人 ,使其成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试论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以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为路径的思考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审判难、执行难、案件受理数量低、撤诉率高的现象.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原因在于我国的行政审判体制存在弊端负责审理行政案件的一些审判组织和审判人员既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难以对抗来自行政机关的不当干预;又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审判经验,难以保证行政案件的审判质量.改革我国行政审判体制的出路在于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目前在我国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主办侦查员制度构建与完善——基于S省D县主办侦查员制度运行情况的调研

主办侦查员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调研S省D县主办侦查员制度运行情况,发现该试点探索了较为有效的运行模式,也获得了一定的收获。但依然面临诸多困境,如:主办侦查员缺乏相应权力,相应责任及追责没有落实;主办侦查员的考核体系还不完善;激励不足且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等等。因此,除了借鉴试点的有效模式外,还应当完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制度,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完善考核体系,加强对主办侦查员的监督;落实长效的保障机制。     

“以控为先，体现主动”努力提升驾驭治安局势能力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提出的“整体防控、精确指导、精确打击”的工作思路,东城分局在治安工作中提出了“以控为先,体现主动”的原则。这是主动把维护社会稳定放入整体防控工作中去思考的具体定位,切合了当前社会治安形势对治安管理工作的要求。     

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冲突——以巴希尔逮捕令案为视角

依据《罗马公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是当代国际法制从威斯特伐利亚法治模式向自由法治模式转变的重要标志,转变的同时有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规则对传统国家主权理论提出了挑战,引起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问题的审视。国际刑事法院设立以来,对非缔约国主权的影响问题、与国内普遍管辖权的协调问题、对刑事豁免权的态度问题凸显,这也是中美等大国拒绝加入《罗马公约》的关键所在。本文立足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冲突,以具体的案例为证,揭开问题的实质。     

中央厂矿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变迁——以S矿和稠川的关系演变为例

文章以S矿和稠川的关系演变为例,考察了中央厂矿与地方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变迁,分析了国有矿场与县、乡、村之间的权力互动,探讨了地方内部关系和农民表达意见诉求的变迁,剖析了矿群关系的焦点和难以协调的原因,为正确处理新时期的矿群关系提供了决策咨询.     

志愿服务与青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例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善了当前我国人才结构的不合理布局,缓解了大学生就业矛盾,为西部大开发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有效服务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区发展的制度变迁和价值创新——宁波模式与经验

在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清晰的方向感和务实的脚步是社区发展不可或缺的。而这一切,需要在制度层面找到根本的保障和动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承载这个变动不拘的世界。本文通过对十一五期间宁波社区制度变迁的分析,试图找寻影响社区发展走向的基本因素,在制度层面揭示社区发展的内在规律,力求为社区发展的未来勾勒出一幅清晰连贯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