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代表，不算法”：算法统治的政治代表性问题

算法统治（algocracy）是公共部门利用算法技术创造的一种新型统治秩序和治理形态。政务算法化正席卷各类政体,不断放大国家的规制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和分配性权力,重塑权利与权力、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关系。当前,算法统治在算法输入、运算和输出环节存在授权、问责、回应方面的实质性代表性问题,造成公民声音的不在场性和公民权益的损失风险。同时,算法统治倾向于不断沉积、固化、强化乃至结构化特定群体的弱势地位,排斥少数群体的平等出场和权益实现。建构“算法代表性”有助于约束“算法利维坦”的权力边界和运行方式,保障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算法权益,提升算法统治的合法性,同时拓展新技术环境下的代表理论。     

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建构

新闻传播领域的算法伦理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内算法主体在设计、应用过程中应恪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以算法应用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且算法具有价值负荷为前提,以公正性、尊重性、预防性、透明性、导向性为基本准则;以算法主体道德想象力培养和算法主体行为的规制为实现路径。     

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逻辑、症候与纾解

算法作为计算机通过模拟人的思维在数据的喂养下将输入数据转化为输出数据的计算模型,是推进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要素。随着公共文化传播日益“算法化”,作为技术、权力、媒介的算法成为公共文化传播的重要中介。算法基于用户画像进行公共文化精准推送、以虚拟趣缘社群助力文化共同体构建、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方式、目标和主体维度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算法是一柄双刃剑,算法落入数据陷阱放大治理公平困境,平台造成的过滤气泡固化受众文化审美“茧房”,对算法的依赖掣肘治理主体能力提升,由此产生普惠均等困境加剧、公共文化空间逼仄、主流文化价值遗失的症候,阻滞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因而算法赋能公共文化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一种悖论。为此,需要彰显人文关怀,观照算法“弃民”以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提升算法开发者和公众的算法素养,冲破文化审美茧房;强化协同思维,聚合多元主体治理合力以克服算法依赖。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间接审理主义风险及其破解

人工智能在审判阶段主要通过证据审查、类案推送和量刑辅助等功能发挥辅助作用。其采取大数据分析、要素式比对的运行方式对现有案件关注不足,自身的算法程序在实际运行过程不公开不透明,并在辅助决策过程中弱化了法官主体地位。这些现实因素使审判产生出间接审理主义,降低公民对司法权力主体的接受程度,并影响裁判的正确结果,进而引发程序和实体正义的风险。应当从算法、程序、体制3个方面完善相关制度,推进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算法公开与功能完善,保障辩方知情和有效参与,确保法官主导审判。     

互联网数据中心安全管控的思考与探索

互联网数据中心(Internet Data Center,简称"IDC")既是互联网数据和应用的主要部署区域,也是网络安全事件的高发地。随着云计算、微服务、内容分发、数据推送、VPN等技术在IDC的部署和应用,IDC的网络安全管理难度加大。本文在IDC网络安全管控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珠海公安研发"智慧IDC安全管理系统"的实践经验,对推进IDC安全管控的防范路径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平台权力的扩张与规制

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力形态,平台权力是指伴随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超级平台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而出现的,由少数超级平台企业所掌握的影响和支配平台空间内的经营者、消费者等平台主体行为的能力。依据平台权力的运行过程,可以将平台权力分为平台准立法权、平台准行政权和平台准司法权三种主要类型。伴随平台权力的不断扩张,超级平台企业所拥有的平台权力在塑造平台空间治理秩序和改善平台治理绩效的同时,也对国家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公权力构成了一定威胁,进而对由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秩序和由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一定的冲击,对平台权力进行规制的重要性正日渐提升。平台权力的规制,需要从明确划定平台权力的边界、不断强化对平台权力运行过程的监管、规范平台数据的使用和算法的运行、依法依规保护平台用户数据安全以及严厉打击平台企业滥用垄断和优势地位的行为等方面着手。     

论人工智能时代的算法司法与算法司法正义

算法司法,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新的司法样态,已初现其时代意义:有力回应了新时代解放司法生产力,提升司法效能、切实保障算法司法正义的迫切需求,但也存在着算法隐蔽性和司法公开的冲突,算法司法商业化以及过度重视专家系统经验等风险。算法司法的未来,无论呈现出增强/改善司法,还是替代司法的姿态,算法司法正义都应当是未来司法正义的必然选择。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性别歧视的类型界分与公平治理

在人工智能时代,算法、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智能化正在急速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尽管算法使生活便捷高效,但算法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权力,给女性的数字化生存带来广泛而系统的性别歧视风险。算法决策下的性别歧视包括镜像同构、耦合互动、关联交叉三种类型,相较于传统歧视行为具有高度隐蔽性、系统性和反复性特征,造成了放大性别歧视和结构性锁定女性不利地位的后果。算法性别歧视风险存在于算法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技术性偏见和社会性偏见的耦合交织,反歧视规范体系的应对失效以及软法体系缺位形成的“治理真空”使得歧视风险向实害结果转化。治理算法性别歧视,应以算法公平理念为指引、以算法生命周期为节点有效开展歧视风险管理,结构性扩容反歧视规范体系并培育公平向善的算法运行生态。     

超越“公平的不可能性”:从形式到实质性算法公平的转向

伴随着算法日益介入人类社会生活,被算法不透明所遮蔽的算法不公平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算法被应用于公权力行使的场合,它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侵害个人权利等问题。沿着算法促进社会正义的逻辑,本文着重对算法公平的方法论变革进行了刻画。首先,通过探究“公平的不可能性”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范畴,以算法公平的概念图式及其类型为阐释思路,归纳导致算法运行陷入“公平的不可能性”的现实困境。其次,从法律与哲学的视角出发,指出形式算法公平方法论无法在具有关系性与结构性不平等的政策环境中促进公平与正义,进一步突出了形式算法公平在应对“公平的不可能性”困境时的局限性。最后,实质性算法公平方法论作为一种替代方案,能够从更广泛的范围或框架中分析不公正问题,超越“公平的不可能性”困境,为治理和规约算法偏见提供了必要的方法论指引和行动指南。进而,实质性算法公平为算法公平的实现提出新的路径选择：摒弃旧的“公平”决策的形式数学模型,积极转向对算法是否以及如何在实践中促进正义的实质性评估。     

算法化行政：技术何以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

本文系统分析了上海J区“一网统管”模式如何对接市民“12345”民情诉求热线，如何处置网格员通过政务APP以及传感器设备发现的城市治理问题，旨在揭示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这一过程主要通过算法化观测、算法化决策、算法化控制、算法化考核等四个环节得以实现。算法平台拟合出城市公共问题解决的“最优”方案并对行政过程进行标准化控制，促使行政过程按照“最优”方案执行，以此实现城市公共问题的高效解决。在此过程中，算法全面嵌入公共行政系统，挑战了传统公共行政中人—人交互的关系样态，构建了人—机互动的新样态，全方位重塑了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和运行过程。然而，受限于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等因素，技术提升城市公共问题解决效率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未来行政改革应注重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和制度配套，推动传统管理模式与数字治理模式的协同。     

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制约权力之实现途径——以新闻舆论制度为分析对象

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国家权力的制约至关重要。在旧有权力制约模式逐渐不能适应当代宪政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托克维尔等人创造性地提出了以社会制约权力这一思想。这一构想在西方社会被普遍实践,制约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而新闻舆论制约便是其中一种。比较新闻自由在英美德等国的发展,不难发现,我国的新闻舆论制度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这一权力制约方式仍有待完善。     

试论反对腐败和权力约束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在我国,随着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向新的经济政治体制转轨,腐败现象已达到触目惊心,令人发指的地步,成为妨碍经济发展,威胁政治稳定的公害.就目前来讲,我国产生腐败的原因有新旧体制转轨,出现制度上的漏洞,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法制滞后和执法实践存在严重问题.要想逐步消除腐败其对策有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法律监督;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     

地方传真

<正>河南省三门峡市:"今日头条"推送寻亲信息截至目前,河南省三门峡市救助管理站累计发布寻亲公告和推送"今日头条"58条,其中3人通过头条推送成功和家人团聚。2016年7月4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与"今日头条"正式签署了关于开展"互联网+救助寻亲"工作的合作协议。根据协议,救助管理机构将可以借助"今日头条"的精准地域推送技术,向"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用户定向推送疑似走失、被拐、被骗的受助人员寻亲信息,尽可能帮助他们早日回归家庭。获知这一信息后,三门峡市救助管理站高度     

基于决策树挖掘算法的犯罪行为研究

通过分析决策树算法(ID3算法)的特点,指出了算法在分析犯罪行为、构建预警模型中的重要作用。并运用决策树算法对实例进行分析及建模,充分显示了决策树算法在挖掘犯罪行为信息中的有效性,为决策树算法在公安信息化工作中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立法性算法及其法律规制

在算法时代,法律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变革。新的公共治理和控制系统将从数据收集、传输和分析中产生,基于大数据驱动机器学习的算法治理模式符合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并能够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做出决策从而改善人们的生活。但是,受制于数据输入的主观性和偏见性以及系统自身的封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算法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和降低社会监管成本的同时,也会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合法性、公共性和民主性造成冲击。对此,需要明确立法性算法的合法性地位,强化对立法性算法的审查和风险评估,以及保障公众对算法程序的参与和监督权,在算法程序正式被应用到公共领域之前,行政人员还必须对算法程序应用的全过程进行监管,通过建立有效的可预测性和可解释性度量标准,使算法程序的设计和应用有章可循,并建立相应的算法问责制度和程序,以确保立法性算法的发展符合法定的公共性和合法性基本要求。     

基于KNN的人脸识别算法融合方法

人脸识别技术作为公安机关应用最广泛的一项现代信息技术,在人口管理、治安防范、案件侦查、便民服务等工作场景都有着显著的成效。受数据噪音、算法引擎本身以及客观环境的制约,基于单一人脸识别算法在现阶段公安机关实战应用场景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KNN的人脸识别算法融合方法。该方法的多算法决策根据单一算法引擎返回的分数和Top N之间的分布情况决定是否进行多算法比对,对“没有把握”的返回结果通过KNN算法融合判定,以达到节约计算资源,提升不同场景下人脸识别引擎的鲁棒性和准确率目的。结果表明该方法在复杂人脸识别测试集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45%,有效避免了单一算法的局限性,提升了人脸识别的综合性能。     

算法技术不可被用歪

近日,国家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剑指算法应用乱象.由此,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平台算法推荐行为,再一次受到关注. 算法是大数据管理与计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算法已成为影响网络内容分发、服务提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在看似纷繁复杂的数据信息面前,算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重...     

迷局与纾解：对西方算法民粹主义的批判性审视

算法民粹主义是代议制民主在算法技术的裹挟下发生偏离的产物，代表着一种无价值立场的工具理性。在数字时代，算法技术通过与民粹主义共谋成为西方政客们的政治游乐场，对西方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政治结构造成了重大影响。算法民粹主义拥有平台性新特点，其基于算法的个性推介、平台的空间蔓延、网络的直接民主助推着算法民粹主义的传播。算法民粹主义在政治传播中会导致情感极端化、非理性行为、后真相困境等问题的发生，加剧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乱象。故此，对算法民粹主义的纾解，需要从算法民粹走向数字民主，才能让算法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数字化社会。     

赤水市人大常委会：绝无仅有的“代表建议邮政专列”

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如何有效地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2003年，赤水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对履行代表职务、管理国家事务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有了新的突破。赤水市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赤水市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提建议使用“竹乡快车”专用标识信件的办法》，并报经国家邮政局首家批准印制了“蓝天、白云、白鹤、翠竹”为标志的已付邮资的专用信封，分发给市人大代表，从而使代表们在闭会期间能及时顺畅地把调查了解到的社情民意，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三个文明”建设方面的建议，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或领导。     

数字政府时代的算法行政：形成逻辑、内涵要义及实践理路

在数字政府时代,算法与公共行政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行政”的兴起与发展,有必要对算法行政的理论内涵、实践路径等展开研究。在形成逻辑上,基于“技术-行政”互融的理论模型,算法以社会计算的方式赋能行政模式转型,在提升绩效价值的同时,亦产生程序价值贬损的负效应,并带来权威转移、依据变化以及过程改变等实质影响。有鉴于此,需要划分不同类型算法行政的人机关系,形成“以人为本”的算法监督。同时,立足于治理意蕴以确立“算法治理”与“治理算法”的双层结构。为进一步促进算法行政的法治化实践,则需要剖析其运转要素和运行机制,并从代码透明、正当控制、程序正义、平台组织、数据治理、数字化行政行为等方面来构建算法行政的法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