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家政工人专项立法问题的思考

将家政工人纳入社会法范畴的劳动法律保护范围,给予家政工人劳动法上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是促进我国家政服务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与国际社会对家政工人的法律定位和国际保护标准接轨的要求.相较于在劳动法中设立专章,进行家政工人专项立法更能凸显家政工人的特殊性,进而提供更高水平的权益保障.而在建立家政工人专项劳动权益保护法中,必须注意对授权性条款、权利救济方式、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劳动保险、劳动监察和贫弱家庭的社会救济等难点问题的有效面对.     

共享经济模式下劳动关系的变异、影响及规制——以广州滴滴出行公司为例

共享经济模式颠覆传统企业的运营模式,该模式下的工作方式更灵活自由、交易成本更低,由此衍生的新型劳动关系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具有很大的变异性。网约车司机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模糊,难以得到司法界和理论界的认可,导致司机的劳动权益缺乏保障。由于法律制度改革滞后于产业和技术变革,要促进新型劳动关系和谐,亟须创新劳动关系的规制体系,加快劳动立法改革、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制度、推行行业集体协商制度,并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生产组织形式变迁过程中的劳动者主体性建构——基于“珠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

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大转型时期,产业结构调整条件下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着激烈的变革,外包、授权、分包、中间商等形式变现出生产结构的多样转型。其中,信息科技的发展是一大推动力。互联网经济下劳动者的生产场所和劳动关系都发生深刻的变化。生产中各主体界限的模糊和功能的分化使得劳动者的主体性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在组织生产形式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劳动者的主体性如何得以建构成为组织研究和劳动关系研究的核心关注。以珠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为例,梳理生产组织形式的演进逻辑,尝试厘清劳动者主体性建构的脉络,并反思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对生产组织形式演变的影响。通过对新兴平台经济的观察发现平台经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对劳动者主体性建构产生的影响非常复杂,所以新形势新业态中的劳动者主体性需要实践界和学界的共同关注。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O2O模式”探索

作为线下的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的产物,"O2O"电子商务模式闪烁着群众路线的智慧光芒,为新时期创新改进群众路线践行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当前,面对贯彻群众路线碰到的新问题,可以借鉴"O2O模式"的消费流程,布局自媒体时代群众路线践行方式的改革和升级。当然,"O2O模式"在实际应用中也可能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们在借鉴时予以重视并加以改进。     

社交媒体时代的亲职监督与家庭凝聚

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家庭模式正从传统家庭互动模式向"数字家庭"互动模式发展。本研究尝试对"数字家庭"的新媒体沟通行为进行考察,探究社交媒体的使用对父母承担亲职监督角色以及家庭成员维系家庭凝聚力的影响。通过38个个案的深度访谈与分析,研究发现:受到网络亲职监督行为的影响,多数数字家庭中的年轻世代倾向消极地使用社交新媒体与父母进行亲密的家庭凝聚;多数数字家庭家庭成员的沟通网络大于传统原生家庭家庭成员的互动网络,年轻世代通过将亲戚或同辈亲友纳为社交媒体联络人的方式,建构出多重沟通路径的数字家庭沟通形态。本研究建议以年轻世代的网络互动经验为基础建构具有家庭凝聚力的数字家庭传播模式。     

“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群体与工会工作”学术研讨会综述

研讨会主要聚焦于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群体与工会工作,尤其是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群体的权益维护困境与对策。与会者在探讨劳动关系和工作模式新变化的基础上,指出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群体的权益维护困境主要源于劳动者"弱从属、无保障"的现状、缺少有针对性的法律规制、互联网技术对劳动者维权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从以单独立法模式建立"弱从属、弱保障"劳动关系、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规制、灵活适用现行法律、加强工会组建维权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生态结构与系统培育研究——基于平台经济学视角

近年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对传统商业银行带来重大挑战与机遇。文章从平台经济学新角度系统分析互联网金融平台一般生态结构及普遍演化机制,重点探讨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平台生态结构、成长路径及其系统培育策略。研究认为,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发展应遵循平台经济系统演化规律采取平台化战略,从打造专业化的"网络钱柜平台"向打造社会化的"家庭网络钱包平台"和"公共网络钱包平台"逐层推进,直至形成全方位综合性的家庭生活与社会生产金融服务网络平台生态系统;同时认为转变经营理念、合理设计架构、健全驱动机制、加强组织协调和学习先进经验等是推进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生态系统培育的有效措施。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在"互联网+"时代的建构

"互联网+"的发展,引发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的变革,要求其必须重塑思维、放大边界、重构话语和革新模式。而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互联网+"时代面临着传统权威与开放生态的偏离、限量输送与海量信息的错位、限时供应与随时在场的位移、闭环教育与环环连接的相悖等窘境,需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理念更新上建构"互联网+"思维方式,在跨界融合上建构"互联网+"新型体系,在话语重组上建构"互联网+"互动模式,在树立典型上建构"互联网+"特色品牌。     

本期导读

<正>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共享经济"的迅速发展,"网约工"这一新型用工形式和新型就业群体日益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针对这一群体,人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网约工与平台企业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如果不能认定为劳动关系,那么网约工的社会保障等基本权益如何得到维护?工会在维护网约工权益过程中应该有哪些作为?本期"热点透视"栏目试图对以上问题做一初步的探讨。今年4月,在由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和劳动报社共同主办的"网约工权益保障研讨会"上,来自学界、平台企业、     

传统“家政文化”与当前中国乡村治理

<正>当前,在国家和地方治理中,传统家规、家训、家风等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界对相关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而以"家政文化"概括这些与家庭治理相关的内容,更具有整体感、包容性和规范化。"家政文化"在中国古代意义重大,是乡村治理与国家政治之基石。近年来,"家政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它承载着社会主义     

共享经济的冷思考——以劳动保护为视角

共享经济以互联网平台应用为核心,打破了工业时代的终身雇佣制以及基于忠诚和员工满意度的组织管理模式,形成了以"平台+个人"为特征且更富灵活性和轻便化的新型劳动关系。共享经济对劳动者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大背景下,劳动者、用人单位与国家应该分别从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承担社会责任、优化社保制度、完善法律法规等方面应对共享经济的挑战,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关于“网约工”劳动权益保障的思考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丰富了产业形态,也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网约工"。他们的出现提高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给人们带来了工作与生活的便利,也给传统劳动关系理论带来了挑战。为构建互联网时代的和谐劳动关系,需要对原有的制度设定做一些全新的思考。     

市场转型下中国工人阶级的重构

"市场转型"本质上是权力关系的变革,表现为从国家绝对主导的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过渡。计划经济时期,工人对企业的全面依附源于国家生产计划对工人的限定。工人劳动作为国家生产计划的指向而存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离开生产组织,工人就难以兑现这一资源的价值,脱离国家生产计划,工人就无所谓劳动,是工人的劳动实现了国家资本的积累。市场转型以来,工人同各种形式的资本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并受它的约束和支配。缺乏市场交换,工人就没必要生产,无法促成交换价值的实现,工人也就无所谓劳动。所以,促进资本积累是一切的前提。这是一种权力转换,是工人被明确为特定阶级的缘由。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工人作为阶级而存在,并经历了重构。它一方面表达了工人作为阶级存在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表达了这个阶级本身在市场转型前后的差异性。     

提高工人权利实现程度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正>【提案背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其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而现实的"劳资矛盾和劳资冲突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工人权利的实现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劳动关系的和谐程度。     

走向自由——基于马克思的“劳动—休闲”维度

自由是人生命意义的最高原则和人的本质体现,劳动与休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合规律性样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休闲的异化成为人类不自由的"始源":异化劳动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夺导致工人没有自由的"闲暇时间";异化劳动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导致工人没有自由的"闲钱";异化劳动对工人肉体和心智的无情摧残导致工人没有自由的"闲情逸致"。人类走向自由,必须消解劳动与休闲的矛盾:劳动与休闲相互统一为人类的自由奠定物质基础;劳动与休闲相互佐证是人类重拾自由的重要路径;劳动与休闲互动共进使自由由可能变为现实。     

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下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审思

随着数字劳动的兴起,劳动关系、劳动方式、劳动时空和劳动感受发生变化,人呈主体性复归表征,但这种复归是有限且表面的。资本垄断技术平台,劳资关系对立仍存;资本控制数字空间,规训人的精神世界;资本模糊劳动界限,诱发人的自发性过劳。因此,数字劳动并未摆脱资本逻辑,它只不过是资本粉饰增殖内核、扩张权力统治的隐秘形式。在“温柔式驯服”的资本剥削模式下,人的主体性既被建构又被否定,必须辩证地对其加以认识。     

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市场营销的创新研究

在对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营销模式及其媒介特性和优缺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企业营销的创新路径和保障措施进行系统探讨。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营销传播模式具有主体中心化、媒介非竞争化、内容重眼球化、对象趋精准化和效应非线性化的特征,同时也存在企业对于移动互联网营销的认识和定位不清晰、执行和管理不到位以及媒介和手段应用不系统等问题。由于不同的营销媒介的特性及其优缺点具有较大的互补性,在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的市场营销必须遵循"互联"的路径,即在市场拓展阶段采取"开放式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的互联策略,在品牌建设阶段采取"开放式社交平台+视频娱乐"的互联策略,在客户维护阶段采取"封闭式社交平台+开放式社交平台"的互联策略,从而形成移动互联网背景下企业营销的创新路径。     

中东欧国家的腐败与反腐败

<正>当前,在国家和地方治理中,传统家规、家训、家风等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学界对相关概念的运用比较混乱,而以"家政文化"概括这些与家庭治理相关的内容,更具有整体感、包容性和规范化。"家政文化"在中国古代意义重大,是乡村治理与国家政治之基石。近年来,"家政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它承载着社会主义     

农村“精准养老”模式的建构:从同一性向差异化的转型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农村正面临劳动力流失、"未富先老"非常态经济的生成、家庭结构小型化、养老模式同质化等系列问题。"精准养老"从理念和实践层面革新了传统养老模式的基本维度。其遵循技术治理的路径,融合现代大数据平台与传统文化的孝道意蕴,主张通过政府、社会和家庭等多元主体的协作,建构容纳"精准识别、精准供给、精准管理、精准支持"的四维体系,针对性地甄别和满足农村养老的差异化诉求,进而实现农村地区脱贫与养老保障的双重目的,服务于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整体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互联网+农业产业链”创新机制与路径研究

"互联网+农业产业链"是现代农业与互联网深度交汇、有机融合的一项系统化工程。"互联网+"为农业产业链创新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动力机制,通过理念、制度和技术创新重构物质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推动农业产业链向共生、互利、共赢模式转变。为避免组织目标虚化和行为碎片化,应在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信息化建设、强化互联网思维等原则下,注重顶层设计、平台建设、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基础建设,重点发展"核心企业+全产业链增值"和"平台生态圈+中小企业集群"两种产业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