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曲权”的法理评析

在考察了国内首起主张“编曲权”的著作权纠纷案案情及判决后，笔者从法理的视角封此案进行了评析，认为编曲过程有无独创性是法律之外的专业技术评估问题，本案“编曲权”之主张合理、正当。依据案件特定境况采取司法积极主义、进行权利推定，才能维护权益，实现公平、正义。     

论邻接权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兼论“信息网络传播者权”的虚无

著作权是以法律关系的客体(作品)为逻辑起点发展出的制度体系,而邻接权的逻辑起点则在于法律关系的主体(作品传播者)。这一差异是解决著作权和邻接权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基于此,本文对两个实践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明确提出:原作品的著作权人不可能成为相应的邻接权主体,而所谓"信息网络传播者权"也没有存在的合理性。     

古文点校著作权问题研究——兼评“中华书局诉国学网案”等近期案例

“古文点校”虽然可以体现点校者的选择与判断，并形成智力成果，但点校的目的是复原古文原意，而非刻意改变古文本意、“戏说”古文。如果点校的结果被证实与古文原意一致，该结果作为“事实”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如果点校结果无法被验证是否与古文原意一致，则点校结果是作者观点的唯一表达形式，根据“混同原则”也不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著作权法》第12条中“整理”一词系对《伯尔尼公约》中“arrangement”一词的误译，不应将点校结果作为“整理作品”加以保护。可借鉴德国等国立法，在《著作权法》修改时增加“对特定版本的邻接权”，以保护点校者的智力劳动。     

论著作权法对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作为邻接权的数据处理者权之证立

人工智能的生成成果是人工智能程序在人类参与度极低的情况下基于数据和算法通过自主学习和建模所自动生成的内容,并非人类以人工智能为工具进行的个性化表达如果认定其为作品会违背传统的著作权法理论然而,为人工智能的生成成果提供一定程度的著作权法保护具有必要性鉴于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保护价值与邻接权制度的价值相契合,可将人工智能生成成果作为广义上的邻接权之客体。在我国《著作权法》上设立一项由产生数据的程序或设备的使用权人享有的对数据成果的"数据处理者权",不仅能够破解目前人工智能生成成果的法律保护困境,而且可以为解决大数据时代有关数据权属及利用的法律问题提供思路。     

论演绎权的保护范围

演绎权控制作品利用的不同市场,但原则性规定的立法模式造成了司法适用的困惑,我国有些法院对类似案件做出了复制与演绎、演绎与借鉴的不同认定。演绎权是版权扩张的产物,这是演绎与复制易于混淆的原因;它也是演绎作品受保护的附随产物,这是演绎与借鉴难以区分的缘故。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演绎权控制着演绎作品的利用;而演绎作品既具有自身的独创性,又与原作受保护的表达构成实质性相似,因而超出了借鉴的范畴。作品中受保护的表达具有层次性,包括表达的最终呈现形式和作品中受保护的独创性构成元素;前者是复制权的领地,后者是演绎权的国土。     

论共有表演者权

两个以上的民事权利主体就同一表演活动共同享有的表演者权称为共有表演者权。共有表演者权既可以通过共同的表演活动原始产生,也可以通过转让和继承的方式继受取得。共有表演者权的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组织,权利对象为静态的表演形象和动态的表演活动,权利内容则具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二元属性。共有表演者权的权利归属以及许可、转让等行使规则比较复杂,但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几乎没有规定,应完善相关立法,以约定优先、鼓励传播的原则确立其行使规则。     

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若干问题刍议

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上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此问题从著作权与其邻接权的权利客体与主体的分析入手,对如何保护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以及音(影)源同一性的举证责任分配和所谓版权“代理组织”等几个问题,阐述一些交叉观点。     

论影视作品的法律关系

以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为中心,选择了与影视作品密切相关的四个法律关系进行研究.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影视作品作者与著作权人、影视作品与基础作品、整体影视作品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和影视作品与后续演绎作品的法律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在理论上厘清了影视作品的内涵与外延,明确了解决影视作品与其他相关作品关系的法律准则,并对完善现行法律制度和提高司法、行政效率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著作权之比较

网络传播权与传输权本不相同 ;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著作权及邻接权也有较多差别 ,应该廓清其间的界限 ,并甄别其保护措施 ,以期正确认识信息网络传播权 ,并加以法律规范 ,平衡作者、传播者和公众的利益     

论"网络传播者权"的正当性基础

本文认为无论从邻接权制度的效用还是从技术革新与著作权制度演进的密切关系来看,关注互联网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都应该将重点放在传播者的权利上。网络传播技术产生了新的传播主体——网络传播者;从邻接权保护作品传播者智力劳动成果的权利这一制度目的和《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来看,都应构建起网络传播者权,以更好地保护网络传播者在传播作品过程中的相关权益。     

浅析视听作品的“二次获酬权”

视听作品的“二次获酬权”指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人对该视听作品授权他人进行影院发行后的二次利用时,原作作者、编剧、导演、作词、作曲作者有权就他人的二次利用获得合理报酬.完善视听作品的“二次获酬权”制度有利于平衡著作权人和影视公司之间的利益,促进中国影视业的繁荣发展.     

行政法领域的“设定权”与“规定权”

设定权是创制性立法权,规定权是执行性立法权。配置设定权与规定权,应摆正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使行政机关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现行法律关于各层次法律规范的设定权与规定权,仍有需要完善的地方。针对违法行使设定权与规定权的现象,需加强公众及其他国家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确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规制设定权与规定权,可有效遏制行政立法权的膨胀,防止行政专断。     

由“向公众传播权”研讨会引发的思考

2003年11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国家版权局联合分别在上海、成都、北京召开了“向公众传播权”巡回研讨会,就“数字环境下的版权和相关权的国际最新发展状况”、“发达国家在向公众传播权方面的保护状况”、“数字环境下版权和相关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等问题做了主题演讲。与会代表和外国专家还就新技术环境下的“复制权”、“临时复制”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此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专家还表达了期待中国能够早日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PPT)这两个国际版权条约的希望。 中国拥有世界上排名第二且还在迅速增加的网民数量以及数量极其巨大且被免费使用的网络资源,这其间孕育的巨大商机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那么各方利益集团如何通过合法的手段从中获得高额的利益呢,     

同人作品知识产权问题迷思——由金庸诉江南案引出

同人作品在法律意义上可分为演绎类同人和非演绎类同人,前者与原作的关系更为紧密,如未经许可,则侵犯了原作的改编权乃至复制权;后者并非改编作品,故不会侵犯改编权,但对原作有关素材的借用,也可能被认定是对相关表达包括复制权在内的权利的侵害.同人作品虽未侵犯原作著作权,但将原作创作的角色形象、名称等进行商业利用,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权利人可依据商品化权益提出主张.     

论网络传输权设立

作品的使用包括对作品复制、发行以及将作品内容向公众进行呈现和展示等。针对网络中对作品的使用和网络作品①著作权的保护,是否增加作品使用的新权利以因应作品数字化进行超范围、高速度传播的性质,是否将此种使用作品的新方式、赋予作者的新权利归结为“网络传输”方式和“网络传输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笔者根据我国法律、国际条约和我国司法实践试对这一问题给予回答,以引他人之玉。一、伯尔尼公约与我国著作权法的现行规定传播权（RightofCommunicationtothePublic）在伯尔尼公约中散见规定在各个条文中,其…     

论我国《著作权法》中"汇编权"的重构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汇编权"。但这是立法者错误理解《伯尔尼公约》的结果,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均未单独规定"汇编权"。"汇编权"不仅在适用范围上与"复制权"重复,没有给著作权人带来任何新的利益,而且给法院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迫使法院去审查被控侵权人汇集原告作品的成果是否形成了新作品,并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因此,应当对"汇编权"进行重构,将其改造为在公共集会上的讲话者许可他人汇集其讲话的权利。     

古籍点校科学版本的邻接权保护

随着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发展,古籍点校版本法律保护上的制度缺失逐渐凸显。根据传统法理,单纯的古籍点校版本并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在比较法上,这类版本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可纳入邻接权保护范围。德国著作权法、英国版权法和欧盟相关指令都显示：对于已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经科学点校、批判性整理,最终形成与其在先版本有实质性区别的新版本的,其点校者、整理者可主张科学版本权。以上权利虽主要针对古籍点校设立,但在法理上亦可适用于其他公版作品。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赋予古籍点校者、整理者与著作权内容相当、保护期较短的邻接权,既可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又能充分保障古籍出版产业公正的竞争秩序,为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表演者权保护研究

表演者权是各国著作权法/版权法所保护的一项重要权利,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通过邻接权的方式加以保护,而英美法系国家将表演者的表演直接作为"作品"赋以版权保护,出现这样差别的关键是两大法系对作品独创性标准的不同理解.在对表演者权的保护作一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作品独创性标准对表演者权保护模式的影响,以及表演者权国际保护的新发展,并探讨中国表演者权保护的完善,建议在第三次修订<著作权法>时为表演者增加"因广播和向公众传播获得报酬的权利".     

“三网融合”下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国务院最新政策的指导下，“三网融合”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与此同时，“三网融合”后将出现的著作权问题也扑面而来，最令人关注的就是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广播树’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原本处在不同网络环境下的两个权利，因为网络的融合而变得十分的尴尬。本文通过分析《著作权法》中“广播权”与‘馆息网路传播权”已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对“广播权”与“信息网路传播权”进行探讨，提出了重构这两个权利的方法与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