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21世纪中日海权思想比较

进入21世纪,中日两强并立日趋明朗,中国从海上走出去和日本走向正常化国家的力度和速度几乎同时加大,两国的海上交集、碰撞日益激烈。21世纪初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基本清晰,都有了一系列的指导性纲要,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都是国家战略设计。但是中日两国海权的国家战略设计在孕育时间、思维基点、海洋经济基础、历史责任和未来追求上有很大的差别。"海洋强国"与"海洋立国"在国家战略目标、海权方向、治理体系上都有无可避免的碰撞。中国的"海洋强国"与日本的"海洋立国"从本质上讲是中日两国的抱负冲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不做国际体系的挑战者。     

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认知的变迁

自“海国”思想形成以来,在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中,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东南亚在明治时期被视为日本“潜在的海外殖民地”,在二战时期被视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在战后因“南海”战略价值重获重视,到如今被视为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应当联合的对象以及日本建立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在日本海权思想的演进中,其东南亚认知的变迁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中日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日本海洋国家战略与北极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研究

日本的海洋战略经历了扩张——收缩——再扩张的发展阶段。出于对北极地区的资源、环境、战略价值、经济价值的多方面考量,日本政府近年在海洋国家战略框架下积极参与北极事务,谋求北极权益。日本对北极事务介入力度的加强,也将引起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较大变化。文章首先分析了日本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趋势,指出日本的海洋战略主要受其国家身份认知(发展成为海洋国家或是大陆国家)、东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及海洋霸主国——美国的影响,并得出未来日本的海洋战略将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进而探究了日本国家海洋战略受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日本海洋战略的未来发展趋势,得出日本未来将制约中国的北极参与战略、缓和对俄关系、并增强其军事力量,最后从俄罗斯、日本、中国、美国4个国家为出发点分析北极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     

日本海洋发展观与中日海权争端

21世纪是海洋世纪,各国在“蓝色土地”上开始新一轮的逐鹿。在太平洋的争夺中,中日海权争夺尤为激烈,不仅包括已有的钓鱼岛争端,还包括新产生的冲之鸟岛争端和东海划界、开发问题,这些使研究日本的海洋发展观便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早在1974年日本教授西村朝日太郎就在《海洋民族学》一书中总结了日本的海洋文化观,提出海洋对日本发展的重要性。此后出现的一系列海洋理论使日本政府开始重视并制定海洋发展战略,组织全国有关学者专家连续数年进行相关研究。在2001年日本内阁会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韩日海洋安全战略比较研究——以海军战略为视角

韩国是东北亚地区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日本则是东北亚地区唯一的海洋国家。近年来,韩日都加大了对海洋领域的资源投入,两国海洋争端问题也因此日趋凸显。而海洋争端则反过来刺激韩日两国加强海上武装力量建设,这种态势增大了两国间发生军事摩擦的风险。就海军战略比较来说,韩日双方在作战环境、作战对象、舰队结构、兵力构成以及作战理念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的影响,使韩日双方的海权矛盾处于相对可控状态,也有可能使美国的“印太战略”加速推进,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就其本质而言,韩日海洋安全战略的差异是其战略定位与战略能力不同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差异对于韩日海权矛盾以及东北亚地区海洋战略格局产生的影响是较为长久的。     

世界大国的海洋战略

在全球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海洋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战场，海洋战略在这场斗争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国家海洋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分析世界海洋大围——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海洋战略的发展，以期为我国海洋战略调整提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海洋思想的变迁

战后日本的海洋思想在经历了由"强化对海洋资源属性的认知"向"对规范人们各种海洋活动制度认知"的变迁后,20世纪90年代再次发生了变迁。其思想变迁,以日本学者掀起的"海洋文明论"为发端,以日本政府智库举办的"海洋国家研讨班"活动及政策提案为依托,以国家制定的《海洋基本法》和《海洋基本规划》为法律保障,最终上升为"新海洋立国战略"。这一过程,呈现出层级式递升的特点。与之相应,日本国家在发展方向的择取上,一度向以日美同盟为后盾的从属性或附属性"海上帝国"的道路迈进。     

安全利益的矛盾与取舍:日本实践国际海洋法的策略难题CSSCI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海洋法在传统海洋强国与第三世界国家间长期博弈的背景下继续发展,日本亦开始重视基于国际海洋法规则维护其海洋权益。战后日本面临的客观条件,使其在维持经济安全方面得益于传统海洋强国所主张的“海洋自由”,也使其在国土安全层面对这种“海洋自由”存在顾虑。长期以来,日本对其安全利益进行权衡,在选择追随美国等传统海洋强国关于“海洋自由”主张的同时,对于涉及国土安全利益的国际海洋法规则,则刻意采取了模糊处理的策略,以最大化其国家利益。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采取的这种模糊策略开始面临现实压力。日本虽然于2014年提出了“海洋法治”概念,但其实践国际海洋法的策略难题依旧存在,对于关键规则的解释与实践仍显模糊与保守。     

日本“国家品牌化”战略建构路径及效果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家品牌化”战略越来越成为一国展示良好形象、推行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21世纪初以来,日本政府构建“国家品牌化”战略的过程中,既参照了国际新闻学界和政治学界提出概念中的通行做法,又兼顾了日本品牌的身份定位。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公私部门联手制定战略总体框架、凸显品牌中的文化特性以及采取多种渠道拓宽宣传口径三个方面。由于“国家品牌化”战略是一项富有争议且高度政治化的活动,故而评定日本“国家品牌化”战略的建构效果时,除了使用国际通用的NBI模型数据标准外,也应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视野。     

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动向及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影响

海权国和陆权国的海洋军事战略一直处于演化进程之中,区域拒止、制海、战力投射等战略手段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态势。扩大兵力投射范围、加强进攻性打击能力成为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演进方向。战后特别是冷战末期到2018年出台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之前,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总体上聚焦于区域拒止和制海两个维度。2022年12月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之后,日本海洋军事战略向增强战力投射维度扩展的方向基本明确。“反击能力”作为新变量将加快日本海洋军事战略朝着区域拒止、制海与战力投射三位一体的融合方向发展,还将推动日本加速拓展多元化海洋军事战术体系,并以应对台海突发事态作为日本发展海上进攻性打击能力的首要战略目标。日本海洋军事战略的扩张性倾向,将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健康发展形成多重冲击。     

“南海维权:历史与法理斗争研讨会”综述

2015年8月21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南海中心”）在南京大学召开了“南海维权：历史与法理斗争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包括：南海中心国际海洋法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法学院贾兵兵教授．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郁志荣研究员,北京大学海洋战略研究院胡波研究员,     

印度尼西亚佐科政府海洋安全战略的发展与影响

自2014年佐科担任总统后,印度尼西亚开始推行外向型海洋安全战略,提出的目标是要将印尼打造为联结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交通枢纽,推进实现海洋强国目标。然而,美国借“印太战略”联合域内外国家介入亚太区域,利用同盟力量重新激化南海争端,恶化南海局面。多元力量介入下的区域形势与印尼“区域大国”“中等强国”的自我定位相矛盾,印尼推行的平衡战略影响式微,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融,海上冲突频发,促使佐科政府不断进行战略调适。佐科政府在力推东盟海洋合作“印太化”的过程中,吸纳域外次强国力量构建以印尼为主导的“小多边”体系,弱化域内大国竞争风险,再同步以多边海洋防务合作推进印尼国防现代化。在佐科政府的政策引领下,印尼海防能力以及东盟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然而,域外次强国力量的引入,也使得区域环境变得更为复杂,这对印尼的海洋外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不能审慎处理,则可能引发大国竞合风险的连锁反应。面对南海问题的“国际化”趋势,佐科政府的“印太化”举措或进一步拉大了东盟国家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同美国存在联盟关系的国家以及同中国存在南海划界争议的国家,形成各自为营的分化态势。此外,佐科政府在海洋外...     

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以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事业为中心

文化外交战略是战后日本恢复和平民主国家形象、推广日本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青年国际交流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内阁府主导下的青年国际交流事业拥有丰富的交流内容、严格的招募选拔机制和官民协作的运作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了文化外交和培养日本青年的双重目标,建立了世界性"事后活动组织"。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向海外传播,而且在塑造日本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试论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美国开始酝酿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调整。20世纪90年代是调整的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完成了对冷战后美国安全环境的评估,确定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方向。进入21世纪,随着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政治的变化,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逐渐形成。在以“先发制人”战略为核心的美国新国家安全战略中,打击“恐怖分子和无赖国家”和防止崛起大国挑战美国霸权两个目标被巧妙地统一在一起,“先发制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日本人工智能的战略演进和发展愿景及其启示

人工智能正处于新一轮发展“热潮”,诸多国家将人工智能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国家竞赛”愈加激烈。发展人工智能对国家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从战略制定与实施路径2个层次梳理了日本人工智能战略的演进历程,并探讨了日本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军事层面的发展趋势及面临的挑战。研究发现,近年来,日本加速进行人工智能战略布局,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中国应吸取其有益经验,继续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及细化发展目标、推进官产学合作、加速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建设等。     

日本加速推进信息技术国家战略

20 0 1年 1月 ,日本政府制定了“在 5年内使日本成为世界最领先的 IT国家”的“e-日本战略”。其后 ,又提出了旨在加快落实该战略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 ,并根据 IT革命形势的最新发展对“e-日本战略”进行了充实和修正。本文就该战略的形成、重点与特点进行了分析。     

日本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变迁与启示

从19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始终把发展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之一给予高度重视,通过发展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以达到振兴国家的战略目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和高速增长,使其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东方奇迹”。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日本政府长期对义务教育的强有力的支持密切相关,特别是战后基础教育普及率的提高以及城乡之间受教育机会均等,促进了国民素质的     

日本“高度人才”积分制度出台及修订过程研究

积极吸纳高水平外籍人才是日本重要的国家战略。2012年日本正式出台了“高度人才”积分制度,该制度对日本经济产业、科技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高度人才”积分制度出台的背景、制度框架及其4次修订轨迹发现,该制度服务于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修订思路主要体现在降低给分条件、增加项目分值、加大优待措施力度三个方面。从日本近10年“高度人才”认定数量观察,可以说数次修订工作卓有成效。“高度人才”积分制度与日本留学生政策、入境管理政策、移民政策相辅相成,为日本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亦早已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因此应关注并借鉴日本的引才举措。     

从“群岛观”到“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印尼海洋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苏哈托时期诞生的“群岛观”和佐科维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都深刻影响着印尼海洋政策的构建路径和取向.这些印尼政治精英的海洋战略构想不仅植根于印尼历史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并且与地区秩序、区域大国和中等强国身份,以及国内政治背景等现实利益诉求息息相关.从“海洋的领土化”的“群岛观”到“领土的海洋化”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转变,不仅标志着印尼政治精英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构想路径的变化,而且也是近年来印尼在应对与周边国家海上冲突和争端时所采取的政策和举措的深层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