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刑与轻刑的辩证思考

重刑与轻刑是目前刑法修改中急需解决和统一的认识问题,鉴于认识上的偏颇和理论上的分岐,重刑与轻刑的讨论一直表现的十分激烈。笔者试图通过对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进行客观的评估,以论证我国现行刑罚体系的轻与重。略陈一孔之见,以求教于诸位。一、要辩证地看待重刑与轻刑应该肯定地说,重刑与轻刑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其区别看,重刑是指限制人身自由和剥夺生命的刑罚之适用范围过宽,或所实施的刑罚过重,即轻罪重罚。轻刑则与此     

论重刑化的弊端及我国的刑罚选择

一、我国刑罚的轻重之争刑法学界对我国刑罚的走向曾经提出过许多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种，即轻刑化说、重刑化说、适度化说。轻刑化论者认为：第一，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采用重刑主义的刑法，不仅同刑法发展的趋势相悖，而且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任务相违背。从另一方面讲，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犯罪将逐渐趋于减少，随之而来的也应当是刑法的缓和化、轻刑化。第二，轻刑化是商品经济的反映。商品经济的生命在于竞争，而要有竞争，就必然有一个较自由的环境，刑法不宜过多地加以干预，否则就…     

论经济犯罪的轻刑化

轻刑化是刑罚发展的总趋势。在这一趋势指引下,刑罚的设置和适用表现出比以前相对较轻的发展势态。本文以经济犯罪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经济犯罪重刑化的表现和危害,分析了经济犯罪轻刑化依据,并对经济犯罪轻刑化的途径作了初步探索。     

论非刑罚化的理论基础及其途径

非刑罚化是现代世界刑法改革的趋势。非刑罚化的出现 ,有着深刻的思想、社会与科学背景 ,它否定了古典学派“罪刑相称”的报应刑原则 ,具有进步意义。当代各国通往非刑罚化的途径多种多样。而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的影响 ,不但排拒非刑罚化 ,而且重刑化的趋向明显。立法和执法应转变观念 ,建立包括保安处分在内的非刑罚方法体系 ,以使我国的刑事责任方法合理化、人道化和轻刑化。     

论轻刑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本文从分析我国刑法趋于重刑化的现状入手,分析法学界因刑法趋于重刑化现状而开出重刑化和轻刑化两剂截然相反的药方,并分析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最终促进轻刑化理想所起的作用。     

我国刑罚改革的理论探讨

刑罚改革应突破“重刑化”与“轻刑化”之争。这种理论纷争,犹如在刑罚改革的道路上设下了一道屏障,不越过它,就无法正确把握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合理比例。我国刑罚改革应遵循刑罚之公正合理性原则、刑罚之必要性原则和刑罚之个别化原则。     

纯正行政犯轻刑化初论

风险社会的不期而至,使得刑事立法步入活性化时代,尤以行政犯的扩张为显性标志。立足于我国违法犯罪二元治理体系,相当的犯罪化是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选择;着眼于世界刑罚轻缓化改革趋势,相当的轻刑化是我国刑罚现代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经由“行政犯—刑事犯”的类型再区分与“犯罪化—轻刑化”的耦合得出“纯正行政犯轻刑化”这一命题。在依据证成上,纯正行政犯具有自身的轻刑逻辑与现实基础,纯正行政犯轻刑化根本上是由其犯罪本质所决定,其扩张态势、刑罚结构性缺陷以及较强的社会感刑力是其轻刑化的现实基础。在路径构建上,不仅要完善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制度供给,而且要强化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司法适用,还应推动纯正行政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我国现阶段不宜轻刑化——评当前我国的轻刑主义思潮

近年来,在我国立法机关起草修订刑法的过程中,一些学者撰文指出,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体系存在着重刑主义的倾向。呼吁立法机关在修改刑法时应大幅度地减少重刑和死刑,甚至废除死刑,制定一个轻刑化的社会主义刑法。其主要理由综述如下: 第一,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各国所向。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刑罚的发展都趋于轻刑化。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均趋于宽和,许多国家已取消了死刑,而我国刑法中死刑条文却有29条,占刑法分则条文总数的29％。这同许多国家刑法相比,死刑较多,特别是对贪污、盗窃、受贿等经济犯罪大量适用死刑,更属外国立法例所罕见。     

中国重刑化弊端及其限制路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审视我国刑法的发展趋势不难发现我国的刑罚呈现趋重的特点,表现在法定刑设置的不协调;无期徒刑与死刑、有期徒刑衔接的不适当;罚金刑适用的不合理等方面,这些问题共同导致了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实践证明,推行刑罚万能的重刑化理念之弊远远要大于其所具有的短期遏制犯罪之利。重刑化不仅导致刑法系统自身规律性的紊乱,造成法益保护位阶错乱和罪刑失衡现象,而且还会导致人们疏于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必须予以摒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表明,通过刑事立法完善我国刑罚体系是改变我国的重刑化倾向并最终使我国走向刑罚轻缓的理性抉择。     

刑罚结构科学化研究

总体来看,我国的刑罚结构,当属重刑结构：虽能罪、罚协调,但不能重、轻适应。《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虽使得＂重刑＂因素与＂轻刑＂因素进一步协调,在更大程度上迎合了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发展趋势,但无疑会加剧刑罚结构的不协调程度,刑罚结构的科学化势在必行。确立刑罚适用的总体原则：减少乃至消除死刑、完善自由刑、扩大非监禁刑,创设社区服务刑,是刑罚结构科学化的基础。注重诸刑种及具体刑种内部诸要素的协调一致,是刑罚结构科学化的关键。     

试论轻刑化应成为我国刑法改革发展的趋势

针对我国近年来刑事犯罪发案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作者认为，重刑化不符合我国预防犯罪的客观需要，有违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的公平正义价值取向，轻刑化顺应了当今法治发达国家刑法发展的主要趋势，符合我国刑罚的功能和目的，契合社会主：池法治理念关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从夏朝到清朝，历代统治者颁布了残酷的刑罚，滥施重刑、酷刑，充分体现了法律实践中的重刑主义性质①。先秦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乃是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必然产物。历代统治者也强调礼法并用，把儒家伦理纲常作为制定法律的根本指导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慎刑”主张，它不仅有谨慎判刑的意思，也有减省刑罚的意思。蕴涵轻刑化的价值取向。儒家的“明德慎罚”、“哀予今折狱”。“省刑恤杀”的主张，无不暗含着轻刑的倾向，体现了刑罚谦抑的精神，对现代法制具有重要价值。     

轻刑化问题实证研究——以轻刑化趋势和犯罪态势的内在平衡为视角

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犯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论监狱人数与中国刑法改革

我国目前已成为监狱人口大国,监狱人口数量增长已经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难题。导致我国监狱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被告人人数的连年增长,重刑人数的稳定,轻刑人数的居高不下,刑事立法改革加剧监狱人口增长,刑事司法改革并未为全面消减监狱人口作出努力。以消减监狱人口为目标,必须调整刑事立法、司法改革的方向,改变刑罚立法结构,提高定罪、量刑标准,妥善处理宽严之间的平衡,走刑罚轻刑化道路。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论调整法定刑的适度与协调原则——兼评重刑化说与轻刑化说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迅速发展,已施行了十多年的我国现行刑法,不仅在罪名的设立上,而且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均显滞后现象,很难适应当前与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形势下处罚犯罪的司法实际需要。修改刑法已是当务之急,而在刑法修改之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法定刑的调整。对于如何调整法定刑,刑法学界有重刑化说与轻刑化说之争.笔者认为,调整法定刑的原则,既非重刑化,也非轻刑化,而是建立在罪刑等价关系基础上的适度与协调原则。笔者就此问题阐述已见。     

扩张非监禁刑视野下的假释政策宽缓化初探

促进刑罚政策由重刑化向轻刑化转变,推动假释政策由严格化向宽缓化让渡,这是我国全面深化司法体制工作机制改革面临的一个刑罚理论和刑罚实践问题.其中,扩张非监禁刑与假释政策宽缓化具有天然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假释目的调整和假释政策优化,其理论基础是要重塑综合刑理念,其实现路径是要对假释政策宽缓化进行制度设置方面的法律重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基本问题研究述评(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刑法立法思想方面,存在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轻刑化、重刑化和适度化之争,刑罚化与非刑罚化、非监禁化之争。关于刑法立法体例方面,对于刑法典、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的相关问题,评价与认识不一。在刑法立法技术方面,关于两部刑法典之立法结构和法条用语等技术问题,也是见仁见智。对刑法立法的这些基本问题,应当结合我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实践予以理性的思考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