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何以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于甘肃G县实践的个案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阶段，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助推农民增收致富，建设美丽数字乡村和培养农民责任意识，进而为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创造良好时代契机。如何利用这一契机解决好当前农民参与农村公共事务行动意愿不足与农村建设责任淡化等问题，成为打通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议题。在厘定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基本概念及其基本表征、主要类型基础上，阐释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内在机理，并引入甘肃G县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个案，分析其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的聚合力与张力，从而得出研究主题的相关结论，为我国建设数字乡村和提升乡村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参考。     

参与式发展的路径比较：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反思——基于广东省G市L村的案例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何让乡村振兴落地成为重要议题。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被发展者的主体地位，乡村振兴有必要重申参与式发展。基于对广东省G市L村两家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发展的比较研究发现，乡村振兴中存在两种类型的参与式发展模式，即“社会经济参与模式”“市场经济内生型参与模式”。两种参与方式虽然都强调发挥村民积极性与本地社区优势，但在价值选择、工作方法、工作策略、行动主体、社区影响等五个方面有显著差异，更是产生了难以评判的实践效果。因此，乡村振兴需要秉承参与式发展核心的赋权观念，但同时要超越其局限，形成官民共治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积极公民是实现乡村振兴可持续的有效途径。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优化路径

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的重要路径,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但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在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同时,仍存在产业链条较短和融合程度较低、新型经营主体缺失和融合可持续较差、金融支持不足和融合规模有限、资源整合不够和融合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致使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以重构乡村产业链条打造产业融合体系、以强化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促进产业可持续融合、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扩大产业融合规模以及以提升村庄资源整合能力构建产业融合长效机制的优化路径,才能真正达成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目标。     

农民职业转向对乡村文化振兴的影响:问题缘起、现实审思与路径选择 ——基于S省N村的考察

在市场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农村劳动力价值萎缩、农村社会结构性力量弱化、多元价值观渗透与蔓延而带来的职业转向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必然趋势。农民职业选择面向的外倾,对乡村文化振兴带来诸多影响,农耕文明趋于崩解、熟人社会关系网络断裂、传统礼俗秩序式微,进一步动摇了乡村文化的未来发展根基。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在于:回归农民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客观认识乡村文化振兴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发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文化振兴的可行性、创造乡村社会新的现代性农民职业。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社会力量促进乡村振兴的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公益组织S赋能乡村M案例

针对"三农"问题的改革实践过程中,在乡村治理及发展方面,一度出现不少问题及困境,典型的如村民自治的欠缺问题、村民利益被侵蚀甚至剥夺问题。除国家正力图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的制度性原因外,这些问题还与村民及村民集体的选择能力及资源禀赋相关。由此,通过赋能乡村来推动乡村自治实践和资源引入,就成为乡村振兴的关键,但仅依赖政府会导致有效性不足,需引入其他社会力量以共同协力。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及促进乡村振兴的适宜模式是以公益组织为主导的赋能乡村,其赋能乡村的机制是嵌入式社区营造。     

推进新乡贤融入农村基层治理的思考

“新乡贤”作为农村基层治理重要的非制度性主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规划部署,有助于汇聚社会多方力量、统筹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有助于实现农村基层治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以“新乡贤”为建构主体的“乡贤文化”有助于推进农村基层治理文化建设。但是,“新乡贤”在农村基层治理纵深拓展的过程中却呈现出融合难、效果低、留不住等突出问题,限制了“新乡贤”内在功用的发挥。因此,应该从拓宽“新乡贤”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渠道、完善“激励—约束”并重的风险防控体系、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入手,以期为“新乡贤”有效融入农村基层治理,进而提升其治理效能提供有益参考价值。     

社会资本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形势下国家为改变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当下,乡村振兴战略要解决乡村产业发展落后、乡风文明衰落、乡村治理失序等问题,仅靠政府解决农村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会导致实践的有效性不足,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力量来共建共治。而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资本可以充当有力的助手角色。把社会资本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是实现社会资本成功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应从拓展乡村社会网络、完善乡村社会规范和重塑乡村社会信任三个维度来重构乡村社会资本,实现社会资本与乡村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效果[1]。     

外部嵌入与内生赋能：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路径选择——基于贵州M村的案例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驻村帮扶面临的情境已经从脱贫攻坚时期的“扶贫”情境转向乡村振兴阶段的“振兴”情境。聚焦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相结合，在已有嵌入式帮扶理论基础上，援引赋能理论提出“嵌入—赋能”分析框架，并基于贵州M村的实践案例，可以发现：以形成内外合力为主线，以促进村庄的新内生发展为导向，强化外部的制度嵌入、资本嵌入、观念嵌入与内生的结构赋能、资源赋能以及主体赋能之间的有效联动，是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可靠路径。从动态递进的视角，构造乡村振兴背景下驻村帮扶的理想进路需要实现融入逻辑、激活逻辑、自主逻辑的紧密衔接，以外部力量的有效融入为前提，以外力驱动的内生激活为关键，以内生力量的自主本位为归属。     

“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下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乡土社会的内生性需求为"乡贤回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新乡贤对于推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当前,在自上而下的舆论动员及政策空间吸引下,通过带资下乡、以"项目制"发包等形式吸引新乡贤回归的做法,由于主体自觉不足和制度支撑缺乏,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和作用发挥受限。从"动员—自发"逻辑转换中呈现出张力,新乡贤嵌入村治场域蕴含着"国家政策支持的外生动力,维系血缘、亲缘、族缘的内生动力以及扶助德治教化的精神动力"等三重机理。将新乡贤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激活新乡贤的独特价值和内源性动能,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强大的外源性动能相耦合,是有效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的现实路径。     

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的演变、效果与完善思路

高素质农民是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支撑。我国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经历了农民培训、以科技培训为重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高素质农民培育等四个阶段的演变,其主要内容包括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扶持、职业技能鉴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社会保障、扶贫培训等方面。在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助力下,高素质农民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务农收入提升、结构优化,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营的重要力量,为解决“谁来种地”“谁来兴村”提供了新的有生力量。但目前高素质农民培育政策体系中存在重培训、轻培育,重技术、轻经营,培训多头供给,高素质农民返乡下乡有社保方面的压力,面临行政和商业上的不确定性等问题。未来的政策改革方向是,以培训效果为导向完善高素质农民培育补贴方式,兼顾技能训练和经营指导提升培育政策内容,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方向优化整合培训体系,对接高素质农民的新需求开展创业创新培育和扶持,把高素质农民塑造为市场主体和社会责任主体。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特点与路径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需要从整体上认识其特性、把握其内在规律。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举措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内容的对接,与工业供给侧改革和农业自身发展对照,"去库存""调结构"与"强科技"可以构建"农业强"的平台、"农村美"的机制、"农民富"的桥梁。在认识上,农业供给侧改革应该坚持"农业的姓"不动摇,深化"工业的名"与"服务的字";路径上,农业供给侧改革应该实现"主体、载体与路径"齐驱并进,培育"农业强"的新型主体、构建"农村美"的综合载体、拓展"农民富"的有效思路。     

公共协商: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的路径探索与共同富裕——基于吉林省白山市某案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企业参与农村社会福利供给,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吉林省白山市的BMZ公司为个案,对其参与当地DS村福利供给的案例进行全面剖析,研究发现,传统“单向参与”模式下企业参与农村福利供给面临着福利供求结构失衡、参与方式阙如与行为失范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掣肘企业参与社会福利的功能释放。究其根源,企业以“工具性”为核心的功能定位的福利供给,忽略农民农村的社会、文化需求和经济利益,使农村福利发展陷入了悖论。实践表明,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共协商”模式在满足农民基本需求、防控农村社会风险和促进农民生计发展等方面效果显著,这为企业参与农村福利改善、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路径参考。     

农村社区治理的困境和消解路径

新时代加强和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是摆在当前的重要问题,农村社区治理的成效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当前农村社区存在集体力量薄弱,社区服务水平较低,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等问题。为此必须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在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社区服务水平,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等方面进行路径探讨,以此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农村善治局面的实现。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非正式制度研究——以政治意识为视角

乡村振兴是党推进"三农"问题的战略抓手,其实现必然要通过治理现代化来推进。治理现代化除了制度性因素以外,非正式制度性因素——政治意识,对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可依靠的资源和力量。文章通过对政治意识与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在关联性分析,通过培育社会主义现代政治意识,提升农村治理,为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意识共识。     

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业现代化可以通过产业振兴和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核心支撑，而乡村振兴可以通过生产力革新和生产关系调整为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依托。乡村振兴视角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在于：科学规划、合理引导，优化产业链布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重塑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才聚智，释放要素活力；构建乡村生态命运共同体，完善制度体系，提高治理能力。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元联动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层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各参与主体产生高效联动的治理合力,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治理的高水平发展。党建多元联动作用包括以“上下联通”实现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以“内外联动”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保障双向驱动,以“左右协同”实现动员参与与资源联享协同共治,以“纵横交融”实现横向协作与纵向贯通立体建构。目前,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面临党组织协调联动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参与治理的活跃程度不高,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不顺畅,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需要健全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以提升联动治理能力,构建和谐融洽的党群联系以培育多元治理力量,畅通协商民主的联络渠道以提升互通治理效能,完善系统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构建联动治理格局。     

新时代下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路径探究

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我国的农村社会组织一直处于发展较为薄弱的阶段。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组织,乡村治理既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乡村治理能力的关键,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为此,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本文着重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并从减少行政干预、健全法律机制、提升专业能力三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从而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社会组织。     

回归与重塑:乡村振兴中的乡贤参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的振兴,能否发挥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向上作用事关乡村社会的重建和发展。历史上,乡绅为皇权向基层社会延伸的权力载体,在国家与乡村之间扮演"中间人"的角色,皇权通过乡绅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达到了"家天下"的愿景。乡贤文化曾根植于乡村社会,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乡贤一度退出农村社会舞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史为鉴,乡贤作为乡土社会的成功人士,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中流砥柱,理应被纳入乡村建设所需的人才范畴。新乡贤传承了"乡绅治村"的传统,在主体范围、资格获取方式、发挥作用方式等方面对传统乡绅进行了传承与重塑,乡村振兴中鼓励乡贤返乡对推动农村产业转型与升级、建设文明乡风和实现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但乡贤参与乡村振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从地方实际出发进行引导和规制,以实现他们的有效参与。     

内源式扶贫中的乡村精英参与——以广西自治区W市相关实践为例

乡村精英是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他们在产业合作、社会资本共享、转变贫困人群观念等方面对提升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同时,贫困地区面临的人力资源流失、贫困者主动意识缺失及过度心理依赖等客观问题,使得精英扶贫难以实现最优效益。为此,需要整合乡村精英的力量,加强多元主体扶贫参与机制建设,以实现受援者自主能动发展为目的,促进农村内源式扶贫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