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于证据体系构建的侦查取证模式

侦查取证与构建证据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基于证据体系构建的侦查取证模式在分析两者关系之后提出,它以构建证据体系为目标,主要在基础取证、关联取证和综合取证等阶段开展取证工作,这些环节的取证内容加上规范化的伴生取证操作,就构成具有一般意义的侦查取证工作模式。此种侦查取证模式能够提高取证水平、保障取证质量,是应对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方法。     

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于侦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其初衷是对非法证据要"及早发现、及时排除"。但鉴于侦查理念与部门利益的考虑,以及实践中违法取证行为由显性违法不断转向"隐性违法",辩护律师不能在侦查取证过程中享有在场权,再加上刑诉法对非法证据界定模糊,这共同使得公安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陷入困境。要尽早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在革新侦查理念的基础上,构建务实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论侦查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证明

侦查取证程序是否合法是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容易引起争议的焦点，也是刑事证据合法性三要素的核心。新生效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在法庭审判时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对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取证程序合法性的证明分为两个阶段，侦查、起诉阶段证明的主体是侦查取证机关，审判阶段证明的主体为检察机关。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具体可以通过侦查取证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取证人员出庭质证及其他辅助方法证明。宏观层面可以通过建立侦查取证规则、检察指引侦查、完善辩护制度、实现侦羁分离、引入辩诉交易等途径予以保障。     

针对海量数据的数字取证模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产品被广泛应用在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涉及到数字证据的犯罪案件日益增多。目前,侦查取证人员面临的巨大挑战是需要在短时间内在存有海量数据的大容量存储介质中进行搜查取证活动,传统的数字取证模型难以应对。本文在分析传统数字取证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海量数据的数字取证模型,对侦查取证工作有较大的实践意...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修改后的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律师介入的提前,口供的弱化,要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强化对侦查取证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引导取证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明确范围和内容、把握引导取证的介入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起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良性工作机制,使引导取证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从侦查取证的角度审视陈灼昊案件

陈灼昊案件从死缓判决到无罪判决,侦查获取的多项证据被排除。从中可以看出公安机关侦查收集的证据距法庭采信、认定的证据标准还有一定的差距。对此,侦查机关应主动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终结前一定要认真审核认定的事实和收集的证据,侦查人员对自己实施的侦查取证行为要随时做好出庭作证准备,并注意对侦查取证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犯罪人特征剖析在计算机取证中的应用

犯罪人特征剖析是一种传统的侦查辅助手段,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计算机取证是计算机科学和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在计算机取证中,侦查人员面对的是电子证据,而非传统证据形式,这给侦查取证带来很多困难。因此传统的侦查手段应该适时调整和发展,以适应这种变化。本文首先介绍了犯罪人特征剖析和计算机取证的基本内容,进而分析了犯罪人特征剖析在计算机取证中的应用。     

犯罪人特征描述与计算机取证

计算机取证是计算机科学和法学的一个交叉学科。犯罪人特征描述是一种传统的侦查辅助手段,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计算机犯罪背景下,侦查人员面对的是电子证据,而非传统证据形式,这给侦查取证带来了很多困难。因此,传统的侦查手段应该适时调整和发展,以适应这种变化。本文首先介绍了计算机取证和犯罪人特征描述的基本内容,进而分析了犯罪人特征描述在计算机取证中的应用。     

刑讯逼供根源探析

法律严禁刑讯逼供,但刑讯逼供仍然屡禁不止,其根源在于目前侦查办案取证能力有限,还依赖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还受侦查技术的限制欠缺证明能力。在司法实践中,要强化审判中的证据意识,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坚持疑罪从无原则,避免因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造成冤假错案。     

正当性及其在侦查取证程序中的体现

侦查取证程序所查明的事实和获得的证据是实现刑事诉讼程序的实体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侦查取证程序又承担着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任务。作为程序正义重要标准之一的正当性在侦查取证程序中应该体现为程序立法正当、程序运行正当与程序监督与制裁正当等三个方面,以确保侦查取证程序正当化的实现。     

网络传销犯罪的取证困境与对策

网络传销犯罪案件具有犯罪场所虚拟化、犯罪地域分散化、犯罪手段多样化以及犯罪行为高智商化等特点.在这类案件中,证据材料存在脆弱性、分散性以及孤立性等特点,由此导致取证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挑战.证据提取难、赃罪联系难以及取证规范难等问题制约着取证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效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侦查机关努力在确立证据规格、提高取证技术、增强取证能力以及固定证据链等方面下功夫,从而不断提升打击网络传销犯罪的实际效果.     

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案件情况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表明:侦查人员违法取证的情形大多表现为以非法方法获得言词证据尤其是口供,而违反搜查、见证、回避等法定程序、制度所获证据材料情形亦时有出现。非法取证现象的存在,除了侦查人员程序、证据意识不强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外,一些制度设计的非清晰性如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讯问取证方法与讯问策略界限难以把握,亦是重要原因,这也是公检主要争点。顺应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需要完善各种保证取证合法性的制度,强化侦查人员证据意识,按照裁判的要求和标准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     

计算机犯罪证据取证研究

从侦查工作的实际出发 ,对计算机证据的基本取证步骤、证据分析及证据审查等问题进行探讨     

证据制度的调整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影响——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证据裁判理念正深入人心．侦查人员应强化证据意识、更新侦查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确立,取证行为规范化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证据的概念、种类和范围的调整,行政证据的合法化,以及立法对过去侦查实践的肯定,使得侦查办案模式惯性发展不可避免：明文规定侦查人员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挑战;不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的矛盾并存,侦查机关需要尊重和顺应法律价值变化的潮流。切实保障人权。     

信息化视角下现场取证规范管理研究

侦查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现场取证的规范管理,证据的规范管理及合理运用是高质量的现场取证的应有之义。现场取证人员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是立体地反映思维对象的整体,现场取证立体思维形式包括概念群、判断群、推理群和理论群,决定了在信息化的条件下现场取证是立体的侦查行为。现场取证规范管理是动态化的系统工程,在处理证据的各个阶段都必须建立证据的监管链条或控制体系。现场取证主体的主观性行为会影响取证人员对现场的感知、观察和解释,因而可将现场取证规范分为目标性规范和操作性规范。现场取证的管理体系包括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和装备管理等具体内容。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

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个人危险性决定了侦查措施对其证据收集的保障性,而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决定了实施侦查策略的限度性。明确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的法律界限,准确界分侦查策略与非法取证行为性质,把握侦查策略运用分寸,确保侦查策略的合法性,对于提升我国刑事侦查正当性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针对价值。     

论侦查观念的转变

侦查观念的转变包括宏观层面上的观念转变和操作层面上的观念转变.在宏观层面上,首先,要充分认识侦查程序的独立价值,树立牢固的程序意识;其次,要在程序意识的指导下,区别技术角度和诉讼角度,澄清认识,消除观念混乱;再次,需要对侦查的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权衡和选择;在操作层面上,首先,要改变取证不及时、不主动的观念,强化侦查意识;其次,要改变取证不细致、不科学的观念,强化证据意识;最后,要改变取证不全面、不客观的观念,强化诉讼意识.     

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法律问题研究

突发事件中犯罪组织活动日渐隐蔽化，给取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卧底侦查越来越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本文结合国外立法经验，论述了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实质合法性与形式合法性，并结合我国法律规定从适用条件、行为方式、适用程序、证据使用四个方面阐述了对突发事件取证中卧底侦查的限制。     

企业跨境数据流通中的合规问题——以跨境数据取证为视角

随着社会整体数字化转型的加速,电子数据已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然而,由于受到主权、管辖权以及取证程序等因素的困扰,侦查机关的跨境数据取证工作面临较大压力。由此,一些掌握了海量数据的企业便成为侦查机关打击国际犯罪、完成跨境数据取证工作的首选协助目标。不过,这些企业在履行协助义务的同时,也将面临法律义务冲突、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冲突等合规困境。为此,既需要从国际层面构建二元化的数据跨境协作体系,也需要积极建立企业跨境数据合规的常态化机制,关注企业履行协助义务的可行性和合比例性问题,从而有效化解企业在协助侦查机关跨境数据取证活动中所遇到的合规困境。     

电子证据勘验的一般方法

电子取证贯穿了整个网络侦查过程,从"发现线索"到最后的"移交司法机关",需要对电子证据进行保护、提取、分析、固定和移交等多个法定步骤。本文就电子证据勘查细节与分析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