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内地特别刑法立法之演变及其对澳门特区的启示

特别刑法是仅适用于特定的人、时、地、事（犯罪）的刑法规范.中国内地的特别刑法立法经历了1979年刑法典之前的单行刑法及其之后的大量特别刑法以及1997刑法典之后的少量特别刑法的发展演变过程,呈现出优劣互现、利弊并存和得失兼具的特征.而澳门特区的特别刑法立法是其现行刑法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数量较多,特别刑法内部关系错综复杂.内地与澳门现行刑法规范中特别刑法立法存在数量、地位和前景方面的差异,内地特别刑法的演变道路以及立法机关对刑法立法从应付性、经验性立法思路转向统一性立法格局的走向都值得澳门特区借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刑法试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人民革命刑法制度的初创时期,十年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的实践,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也有重要的历史教训,探讨“二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刑法制度的历史,是研究中国革命法制史的重要课题。     

平衡性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九)》的立法贡献

刑法立法思维直接决定着刑法立法的质量与水平。《刑法修正案(九)》在得失中为我们贡献了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从"关系刑法论"那里获得概念界说与结构性把握,并可从刑法联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和辩证性思维那里作出考察和描述。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被《刑法修正案(九)》用作刑法立法内部关系与刑法立法外部关系问题处置的自我检视,而此自我检视也是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的自我证立与深化。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可联系刑法立法的民主性思维、科学性思维、创新性思维和审慎性思维予以再度深化。刑法平衡性立法思维最终决定于立法是社会关系的"平衡器",故其具有对其他刑法立法思维的统率性。     

刑法渊源、规范性刑法解释与刑事判例

当代中国的法律渊源,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主要受三种法律模式的影响:一是中国古代成文法,二是以日本和德国为蓝本的中国近代立法,三是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由此形成了单一的制定法法律渊源体系。相应地,刑法成文立法之外,判例不是我国刑法的渊源,而规范性刑法解释,[1]即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在刑事法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以刑法渊源为切入点,在考察规范性刑法解释和刑事判例在我国刑法渊源中的地位之后,对规范性刑法解释与刑事判例在我国刑事法制统一之道中的未来取向进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法制——以刑法立法为视角

本文以刑法立法为视角,对1979年以来我国刑法的发展进行了基本梳理。文章将30年来的中国刑法立法分为两个阶段,即"中国刑事法制由初创到成熟(1979——1997)"和"中国刑事法制由成熟到完善(1997——2008)";同时,对3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做了简明扼要阐释。认为,2008年后中国刑法的应然走向是:(1)在刑法的立法理念上,提倡保障人权、确立客观主义;(2)在刑法立法形式上,以修正案为主,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为辅的刑法修改和解释模式将长期并存;(3)在刑法立法内容上,既着力解决现有刑法规范上的遗留问题,又根据国家法制进程和社会需要增减内容。     

当代中国刑法法典化研究

刑法的法典化是统一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过程。当代中国刑法的法典化程度,与中国社会形势的变迁、法治的整体发展水平、立法技术的提升密切相关。中国刑法的法典化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选择,具有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比较法价值、社会价值、现代法治价值和规范价值。中国应综合运用外部和内部策略,制定和发展形式合理、内容全面、科学的统一刑法典。     

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规范性刑法解释状况述评

本文以1979年至1997年间的情况作参照,对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的规范性刑法解释即刑法立法解释和刑法司法解释的状况进行述评。从规范性刑法解释的制度定位、与刑法立法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的运作、制度建设的成效、解释主体的变化、修改废止和清理工作、填补和决疑机能的发挥以及与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关系等八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归纳和评析意见。     

完善刑法规定三题

1997年刑法颁布施行已经十周年了。毫无疑问,新刑法是一部在中国刑法立法与刑事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典,它在维护国家社会秩序、保护国家     

反思非对称性刑法立法——以《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为契机

非对称性刑法立法是指刑法对相同或者相似情形作不相同或者不相似的规定,包括在罪责刑关系上的纵向不对称立法和横向不对称立法。我国《刑法》总则的刑事管辖权、犯罪主体、犯罪停止形态等规定和《刑法》分则在罪与刑、罪与罪的关系上存在大量非对称性立法。过多的非对称性刑法立法对刑法结构和价值产生了较大冲击,为弥补非对称性立法缺陷而进行的刑法解释适用又造成了新的法律冲突。刑法立法应当坚持相对对称原则,只有当刑法规则要素和刑法规则适用条件发生了明显改变时才能进行非对称的差异性立法。《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通过修正非对称性刑法规定,有助于实现国有单位人员与非国有单位人员渎职行为的对称性入罪、促进贿赂犯罪法定刑的对称。     

论期待可能性在刑事立法中的借鉴

基于期待可能性理论的重要作用,在刑法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刑法中的诸多问题的深入探讨都具有重要意义。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大陆法系国家颇受重视,并与立法、司法关系甚密。然而我国对期待可能性理论的研究及立法中的应用相比较而言较为滞后,本文拟就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刑法立法中的关联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刑法教义学:经验、反思与建构

当代中国刑法教义学经历了去政治化工具的教义学、作为解释学工具的教义学及作为学科精致化工具的教义学的发展节点。面临实定法的粗疏与缺陷,理论继受过程中的移植落差,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呈现出诸多特殊的面向。一方面是中国刑法实定法规定的非理性,另一方面是刑法教义学本身的高度理性,二者之间形成了持久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关系之中开展教义学研究需要厘清实定法不可质疑性前提与教义学科学性的关系、立法论与解释论的关系,培育连接立法-司法-法学研究者的教义学共同体,同时警惕对德日刑法教义学的过度路径依赖,积极进行本土化教义学理论的创新与构建。     

积极促进刑法立法的改革与完善——纪念97刑法典颁行10周年感言

刑法立法是刑事法治的基础,刑法立法工作是一门科学和艺术。刑法立法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刑法学者参与刑法立法意义重大。1997年刑法典具有时代特色并获得了重大改革和多方面进展。晚近10年来我国刑法立法成就斐然,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的完善方式值得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刑法的改革,应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强化人权保障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并着重致力于死刑制度改革、加强人权保障和应对时代发展等方面的重要问题,努力探索刑法改革的科学方式。     

我国应当坚持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

我国曾经在20世纪末就附属刑法立法进行过大量探索,但在1997年大规模修订刑法时走向了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近年来,在个别法律草案中,曾提出设立独立的罪刑规范,但相关犯罪的增设最终仍通过刑法修正案加以解决。虽然有不少学者呼吁在行政法及经济法中独立规定行政犯的构成要件和法定刑,但是,其方案在我国的可行性值得质疑。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均有其优点,谈不上哪一种选择绝对优越,如何使立法更为实用和符合国情是特别需要考虑的。在我国,如果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难以抑制犯罪范围大幅度扩张的冲动;行政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关系变得很微妙、复杂;附属刑法的重罚倾向明显,容易引发刑罚趋重攀比;犯罪之间的交叉、重叠关系可能徒增适用上的困难;行政法的旨趣是干预,其中所混杂的刑法规范在立法过程中难以得到充分讨论。在采用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国家,学者们关于部分重要的附属刑法条文应回归到主刑法中的“反向呼吁”,值得我们思考。基于此,我国当下统一刑法典的立法模式定位准确,未来仍应继续坚持。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冲突论

从刑法基础理论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保护与被保护,刑法是部门法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衔接、竞合、交叉,从刑法适用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混同适用、责任认定不清。从立法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合理衔接类型、内容一致类型和内容交叉竞合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处罚法》的适用空间,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理性地解决冲突的路径在于以司法解释为先导,以法律解释为补充,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假以时日,推进立法的完善。     

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

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论述，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刑法思想又在社会主义法制论述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对我国近年来的刑事立法、刑市司法和刑法理论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邓小平刑法思想内容的范围包括刑事立法、刑事法律本体与刑事司法诸方面，但是核心内容还是围绕刑法的犯罪与刑罚等问题展开的。本文就一些主要问题作宏观的研究与论述。当前我国的犯罪状况怎样？如何进行实事求是的估计，关系到整个同犯罪作斗争的对策，也关系到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预防犯罪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社会的稳定与改革开放…     

略论中国内地的知识产权刑法保护

知识产权对世界各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刑法保护乃国际趋势。在中国内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是由刑法的保障法功能、刑法追求的公正价值以及WTO的游戏规则决定的。中国知识产权的刑事立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中国内地刑事法律规定了知识产权个罪的犯罪构成,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结合的刑罚手段及公诉与自诉结合的起诉方式。尽管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立法方面尚有待进一步完善。     

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冲突论简

从刑法基础理论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保护与被保护，刑法是部门法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事立法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衔接、竞合、交叉，从刑法适用上看．刑法与部门法的关系体现为混同适用、责任认定不清。从立法内容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存在合理衔接类型、内容一致类型和内容交叉竞合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刑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处罚法》的适用空间，加剧了两者的紧张关系。理性地解决冲突的路径在于以司法解释为先导，以法律解释为补充，在追求司法效率的同时．假以时日．推进立法的完善。     

2010我国刑法学研究要览

2010年是我国刑法立法改革不断推进、司法改革不断深入的一年,也是我国刑法理论发展的重要一年.刑法学界立足于刑法立法和司法改革发展,针对<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主要集中在死刑罪名的削减、自由刑的改革、老年人犯罪从宽与免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民生问题的刑法保护.在2010年刑法学学术年会上,刑...     

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

一、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如果提到“对知识产权给予刑法保护”,甚至在单行知识产权法中加入刑事处罚条款,很少有人会反对或感到不理解。从历史的原因看,古代中国以刑法为主,经历了数千年。此外,中国改革开放(即开始走向依法治国)之初,知识产权中的很少一部分,即已经被法律承认为某种“依刑法产生的民事权利”。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1979年《刑法》的一百二十七条。在尚无民事立法确认“商标专用权”的当时,却已规定了如果侵害他人商标专用权,应负何种刑事责任。从国际原因看,世贸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至少已要求对知识产权中的商…     

改革开放三十年刑法立法感言

<正>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至今已走过了新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很不寻常的30年。在这30年间,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我国的刑法立法工作成就辉煌,刑事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值此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对于上世纪50年代即受命参加我国刑法典的创制工作、并自觉以我国刑事法治的进步与发达为使命的笔者而言,感触良多。下面,笔者拟以亲身参与我国刑法立法的工作经历谈几点体会,以期与学界同仁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