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冤假错案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刑事司法领域中重要的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是当代社会对于公平正义及违法取证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民主与进步的必然要求。本文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冤假错案,运用案例结合理论的方式说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进一步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律问题研究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制定伊始就受到了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当前冤假错案不断出现的背景,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目的及运行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同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助益.     

试述讯问技巧与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的边界

讯问是一门与时俱进的科学,它维系着犯罪与真相,是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斗智斗勇的漫长征程.波鲁鲍夫在他的《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一书中提出,“讯问是一种侦查和审判活动,是审讯机关或法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从受讯问人那里获取他所知道的对正确判决刑事案件有意义的信息.”这个定义将讯问这一程序的合法性的本质突出的揭露了出来,并且着重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侦查人员和被讯问人员两者之间互为矛盾双方的本质,其中,侦查人员正是通过这个过程,利用讯问技巧等相关讯问知识,才能够从被讯问人员那里获得与案件相关的情况,从而近距离接近事实真相.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并对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修改.本文试在我国非法证据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对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研究分析,并分别就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和方法进行论证,力求做到非法证据证明应然性与实然性较为完美的结合,最终实现非法证据证明理论与实践的升华.     

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及其效力

证据排除纠纷的主体是当事人,当事人对于解决这种纠纷应当享有处分与主导的权利。因此应当给予当事人以基本的听证保障,构建起正当的证据排除程序。而合适的裁判形式的选择也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和法院职权的顺利行使。中间判决是适合于民事证据排除的裁判形式。民事证据排除裁判具备争点效。应当在我国构建合适的证据排除裁判。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是我国刑事证据领域的一个亮点,其自出台以来,深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好评.此证据规定在刑事司法领域有很多的突破和创新,但是此规定本身以及其在司法实务界运用一年多以来,却引发了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弥补该证据规定的不足,将其不断地完善,才能真正实现其保障人权的作用.     

简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完善一个国家的法律体制有益,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不完善,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扩大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促进公权力的规范及公民权利的保障,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试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立。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并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思考分析,并提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实施中的发展建议。     

控告申诉部门排除非法证据程序若干问题

检察机关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争议。但是检察机关控告申诉部门对非法证据的调查核实权问题,就存在争议。它能否独立进行调查,还是仅仅作为一个信息中转站,值得进一步思考。相对于审查起诉和审查批捕部门排除非法证据,控告申诉部门要启动排除非法证据面临着更多的困难,而且它一旦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如何处理也需深思。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借鉴

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主要包括关联性规则、证人资格规则、书证优先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失权规则以及直接审理原则。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较之与英美法系国家在注重追求实体结果公平的法律传统、立法模式、法官的权威与地位等方面有更大的同构性和兼容性。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大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在主要借鉴大陆法系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据排除规则。     

刑诉中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尽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被确立在中国刑事诉讼之中 ,但它在司法实践中却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在重新构建这一制度时 ,需要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取证手段的类别以及排除非法证据的法律后果 ,同时还建立专门的程序性裁判机制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申请、有关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的司法听审形式、有关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以及排除规则适用后的再救济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若干问题的探讨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通过探讨非法证据的界定、瑕疵证据的补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足,进而提出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它不仅关系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与司法公正,更关系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障。我国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则存在明显的操作性不强的缺陷。遏制"冷暴力"讯问方式、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和录音录像制度、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它对于加强人权保障、实现宪法规定和促进程序公正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继两高三部颁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对限制刑讯逼供的严重状况,将起到积极长远的作用.但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提出了广泛的质疑,“补正”和“合理解释”的规定,似乎给非法证据留了退路.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问题进一步研究,以探讨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不足,并找到改进的出路.     

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的上诉程序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过程中,上诉程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初审阶段,辩方申请启动审查证据合法性的程序、法庭拒绝启动,或者法庭审查后作出的处理结果不能为控辩双方所接受,此时应赋予当事人表达异议的救济性权利。另外,被告人在二审中首次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如何处理,值得探讨。一、现状与问题通畅的司法救济渠道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因而二审阶段如何审查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二审程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保证这些作用得以实现,这是一个不可回避又十分紧迫的难题。2010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     

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问题探讨

我国检察机关依法享有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能,能够发挥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加强对侦查主体行使权力的监督;满足检察机关与法院互相配合特殊关系的需要;确保检察机关恪守客观公正的立场,校正辩方弱势的不平衡。通过实证观察,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运作并不乐观,存在非法证据界定不明、缺乏审查排除程序规则等问题。有必要正确界定非法证据,明确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设置对抗性的听证程序,构建包括启动、审查、处理、救济环节的检察机关审查排除非法证据机制。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检察视野下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几个理论问题

较之西方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集中于法庭审理阶段而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具有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理论问题、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起到何种作用、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本质属性是什么、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有哪些以及如何在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证据的效力怎样等基本理论问题都需要学界展开深入研究,以期在这些理论问题研究基础上构建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程序的相关制度体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探究

刑事诉讼法的结构准则强调的是以探求案件真实为己任的国家司法权运行模式,以国家司法机关有探求案件真实的义务原则为基础.虽然公诉机关和辩护方有权当庭向证人和鉴定人发问,有权(通过查证申请)促使法院进一步提取证据,尤其是在特定的前提下,有权提出自己的证据——他们完全可以积极推动诉讼材料的收集,但是在该程序中,最终认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明效力以及对不具有证明效力的非法证据排除却是法院的职责.在这个环节当中,如何认定非法证据以及如何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46条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却是整个司法活动的核心环节.基于此本文仅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作以技术性探讨,期望透过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实践提供帮助.     

刑事证据排除的两种模式

根据排除规则的规范对象以及排除证据的法律后果和操作程序,刑事证据排除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即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中心的美国排除模式和以规范证明力为中心的中国排除模式.美国模式与其陪审团审判、对抗制审判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模式则是一元制审判组织、探求案件事实真相、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产物.尽管美国模式有助于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提高审判的效率,但是却付出了牺牲案件事实真相的代价.中国模式虽然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但是过于强调案件事实真相,不仅导致严厉的审查判断规则难以得到执行,而且无法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适合的生长土壤.而且,以规范证明力为中心的方式来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既不符合法理,又没有对症下药,甚至为法官滥用裁量权提供了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