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历史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是一个社会本位,忽视个人权利和人格尊严的东方大国,刑事诉讼中非法取证现象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本论文力图勾勒其基本框架。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证据制度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证证据有效性的重要规则,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又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前提和基础。我国要建立符合国情的科学合理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必须首先确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从目前国外情况看,存在三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即虚伪排除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和违法控制理论。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状况,我国应当将基本人权保障理论和重大违法控制理论作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实践反思

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真实案例为视角,主要围绕法庭调查程序的启动、法庭初审、控方举证这三个环节,对该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与反思.建议以便于被告人权利主张为思维起点,在创设相关配套性制度方面提供几点完善意见.     

中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行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应当确立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它的确立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它不仅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体现了至高无上的宪法和法律的价值,还有效地遏制了侦查违法现象的发生,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免受侵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把证据与保护人权紧密相联,成为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保障。该规则体现了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种诉讼目的的对立与冲突,有必要找到保护人权和控制犯罪的平衡点,正因为如此,研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可行性就有了实质性的意义。     

论审查起诉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基于“庭审中心主义”的省思

本文指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和客观公正义务,决定了其在“排非”程序中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有利于防止法官被非法证据污染而产生偏见的风险,有利于保障庭审程序集中、高效进行.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审查起诉阶段的“排非”程序运行中,存在非法证据排除比例不高、辩护律师参与率较低、证据收集合法性证明形式化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强化检察官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专题教育培训,纠正其认识误区,树立先进、科学的司法理念;赋予检察机关在“排非”程序中的权利告知义务,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程序保障;提高律师在“排非”程序中的参与率和辩护质量;设立以听证为主、书面审查为辅的证据合法性调查核实模式.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对犯罪侦查的影响

我国刑事诉讼法面临再次修改,作为现代司法制度重要内容的程序法定原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论取证主体是控方还是辩方,都应适用排除规则。在我国法定侦查措施落后且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对现代先进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定、排除规则实现同步法定化。     

浅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侦查监督工作的创新

本文针对当前我国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从非法证据排除的角度探讨侦查监督工作的创新。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困境及其解决路径——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的实践与思考

随着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正式实施,期盼已久的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从理论幕后走到实践前台。尽管在之前的理论研讨中,人们已经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作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但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优劣之处,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得以检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已经发展成为一项较为成熟的诉讼制度,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仍是一块处女地。因而,通过实证试点,查找该制度存在的切实问题,有的放矢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全面推行该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与职务犯罪侦查——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背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当今各国刑事诉讼法中普遍规定的一项证据制度,我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充分肯定了《两个证据规定》的内容,将其以法律形式予以规定。本文旨在探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从而引申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     

论非法证据排除与放纵犯罪的风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其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遏制侦查人员非法取证以及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于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式引入此制度,在保护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确保其身体不受伤害等方面,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客观来讲,该制度在适用     

从新刑诉法视角看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的价值平衡

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了总则.在刑事诉讼领域,犯罪控制和保障人权始终是两大主要的价值目标.本文从犯罪控制和人权保护的概念入手,结合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分析两者的关系,探求实现两者价值平衡的途径.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非法言词证据为中心

鉴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定位模糊,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被告人滥用诉权,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缺乏监督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推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建立检察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激励机制,扩展其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完善预案机制等措施,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非法证据排除对维护程序尊严的意义——兼评我国刑事证据法的新规定

如今,＂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尤其是诉讼法学界普遍肯定的论断。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能够成为区别法治与恣意的人治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程序＂,即注重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不仅如此,而且应当是具有足够尊严的程序。换句话说,体现了权利保障和职权规制的程序规范应当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是区别于恣意的人治的法治的基础。     

《刑事诉讼法》修改凸显人权保障——论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和非法证据排除条款

此次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还增加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这些新增内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每一项又有各自的意义。"不强迫自证其罪"条款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进一步体现,关系到我国刑事侦查、检察和司法部门的职责和个人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排除是落实不强迫自证其罪的具体措施,通过约束侦查部门取证行为对侵犯个人权利提供了补救措施。这些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原则性和制度方面的重大修改。文章详细研究了新增加的这些条款的确切含义,指出其中的进步意义,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执行新增加的这些法律条文必须注意的事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证研究——以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为例

中国三个地区法院处理刑讯逼供辩护案件处理情况的调研结果表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尴尬境地。其中有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的原因,因此,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不能仅限于证据规则层面的努力,而应该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改革,以推动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收集与人权保障

新近公布施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电子证据”作为一个独立证据种类的地位。可以预见。电子证据将成为刑事证据中越来越常见的一种证据种类。然而．作为一种新兴而又缺少完善规范的证据种类，电子证据在发现和收集过程中频频出现侵犯犯罪嫌疑人或他人人权的现象。为此，本文作者以平衡电子证据的收集和人权保障为目的，探讨了电子证据的概念、特点，阐述了在对电子证据的收集过程中对人权造成侵害的可能性以及对两者进行平衡的必要性，而且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基础上，对收集电子证据的原则、主体及具体规则提出设想并进行了详细论证。     

中国大陆地区非法证据排除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涉及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真实发现与程序正当等不同利益的冲突与平衡。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价值选择的不同，体现在不同的排除标准和重点指向上。基于不同的利益衡量，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大体有以下标准：一是根据是否影响证据真实性为标准，影响证据真实性的，予以排除，反之则可以采纳；二是以违法程度和侵犯公民权益性质为标准，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以轻微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