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国内人权机构 从投诉处理和诉讼功能看澳大利亚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

众所周知,联合国在国际人权保护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联合国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确立的人权标准,成为成员国人权保护的行动指南。作为人权保护的一部分,联合国鼓励成员国建立国内人权机构,对国内人权活动进行监督并提供必要的救济。〔1〕1986年,澳大利亚成立了人权与机会平等委员会     

依法治超促和谐——孝义市治超工作掠影

自山西省“无缝隙、拉网式”治超统一行动以来,孝义市委、市政府坚决按照“抓综治、保安全、保畅通、为人民”的总体要求,建立治超长效机制。2008年4月23日,组建了孝义市治理非法超限超载车辆工作办公室,2008年6月27日,经吕梁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复,在全省县级率先成立了正科级治超机构,     

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 国际人权保护体制的新篇章

2004年1月25日,《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关于建立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生效,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终于在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成立多年后浮出水面,法院的建立是非洲人权保护制度的里程碑,也是国际人权保护体制的重大事件。这一国际关系司法化的新动态与近十余年来传统国际司法机构的改革和众多新的国际法院与法庭的设立一起,汇集成了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的新趋势:国际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增强和日益广泛的司法化。非洲人权保护机制的这一重要发展,受到了世界各国法学家、人权学家,尤其是非洲人民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关注。本文将对虽已经建立,但尚未运作的非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以下通常简称为“法院”)进行全面的述评,以期对新的法院有准确的理解和定位。     

论中国的人权:“实践-理论-话语”协同进化

作为人权领域的后发国家,中国在人权的推进和发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在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促进了人权事业的全面进步,引领了人权理论的转型升级、人权话语的传承创新和人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从历史进程看,中国人权理论在西方舆论的冲击下予以回应,经历了从接受吸纳到整理批判,再到塑造特质的过程。中国的人权事业需要“实践—理论—话语”之间的良性互构。这三者共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规划人民生活作为最大人权、促动人权的普惠性、坚持人权的多边主义等核心要素基础上不断迭代升级。     

合作抑或批评——浅析国家人权机构如何处理与本国政府、联合国条约机构之间的关系

<正>"国家人权机构"一词是指"由某一政府按照宪法、法律或行政命令建立的机构,其职责是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而予以特别规定"的机构。〔1〕联合国为推动此类机构的出现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为各成员国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国际标准。自此开始,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下,世界五大洲涌现出了一批依据"巴黎原则"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2〕其中,美洲国家建立的较早,集中于90年代初期,非洲和欧洲国家集中出现在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则发展于90年代后期。〔3〕     

当前中国人权保障观的一种解析--以人口准入与迁徙自由为例

本文以国家人权保护义务的法律和政治道德义务为基础,分析了国家人权机构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在论证国家人权机构正当性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的人权机构类型和功能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中国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基本模式。     

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跨国资本的全球移动,也给人权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有必要将公司责任与人权挂钩,并协调经济全球化与人权全球化的目标和实践;在将国家承诺的国际人权义务诠释为跨国公司的人权义务时,应注意跨国公司国际法地位的特殊性;目前国际上的人权责任制度,无论是具有“软法”性质的自愿性模式,还是具有“硬法”性质的拘束力模式,都各有利弊,这也反映了当前人权全球监控机构的匮乏;在加强国家间对话与合作的前提下,应当解决跨国公司人权案件的管辖权问题、建立跨国公司人权遵守年报的审查制度和正式或非正式的处罚程序、设立自由贸易的人权例外条款等。     

国航4·15空难幸存者索赔经历

背景:2002年4月15日上午10时40分左右,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韩国釜山机场附近坠毁。这架编号为B2552号的客机于4月15日8时37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预计飞行2小时到达釜山机场。当时釜山机场大雾,能见度低。约10时40分左右,这架飞机在釜山机场附近坠毁。机上有飞行员3人,乘务员8人,旅客155人。4月18日,韩国建设交通部所属的中央事故对策本部宣布,15日在韩国金海机场失事的国航客机的死亡人数为122人,失踪6人,幸存38人。11月25日、26日,由韩国事故调查委员会主持召开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4·15”空难原因调查听证会。经过为…     

佩里教授带你了解美国宪法中的人权

在美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中,人权问题常常出现在国际政治和法学两大领域.在国际政治以及外交领域中讨论的人权,通常是“对外人权”.这大抵因为在其学界和政界眼中,人权主要是美国推行全球政策对外输出的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对那些“失败”甚至“崩溃”的国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一种价值工具.     

韩国严惩公职腐败

在工业化进程中，韩国的公职腐。败问题（包括高层腐败）一度丑闻频出，甚至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以致历届韩国总统都难得“善终”。韩国反腐败委员会2003年进行的一次民调还显示，有90％的韩国青少年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     

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势在必行

一、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与《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颁布为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建立提供了保证。(一）2003年4月7日，众人瞩目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它是经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是在整合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指导国有企业改革和管理的职责．原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的职责。财政部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部分职责．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中央企业经营的部分分配改革职责的基础上成立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管范围是中央所属企业(不含金融企业)的国有资产。它的成立，标志着专司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得以明确定位。国有资产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试论国家人权机构的特征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新的创造。它的出现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经验总结也不过是在1991年。但1991年同时也是国家人权机构发展史的转折点,在之后不久,依据巴黎原则建立的国家人权机构遍及世界各地。由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背景的不同,使得国家人权机构在形式上不可能拥有统一的可以被任何国家套用的模式。①相反,巴黎原则鼓励准备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国家可以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巴黎原则所确立的各项原则,规划和设计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国家人权机构。但不论怎样,为了有效地履行依据巴黎原则所确立的权限和职责,联合国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在对实践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国家人权机构所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亦即国家人权机构有效发挥作用的要素。     

韩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发展趋向

韩国刑事司法改革开始于1987年新宪法的诞生。新宪法确立了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原则以及一系列涉及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宪法权利,从而为韩国刑事诉讼的宪法化确立了蓝图。不仅如此,新宪法还确立了宪法法院,从而将违宪的法律和侵犯宪法权利的刑事诉讼行为纳入了违宪制裁之中。根据新宪法的精神,韩国刑事诉讼法典于1988年和1995年进行了两次较大的修正,这两次修正在一定的程度上强化了对被追诉人人权的保障。为推进司法改革,2003年10月28日,韩国成立了一个由来自司法机关、学术性社团、政府、新闻行业、商业等社会各个阶层的共21人组成的司法改革委员会。为了执行司法改革委员会提出的改革议案,     

浅谈我国人权的司法保障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庄严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标志着我国人权保障开创了新纪元。“尊重人权”意味看国家对基本人权有着消极的不作为义务，“保障人权”意味着国家对基本人权有着积极的作为义务，并且这种尊重和保障是人人享有的，是平等的。     

亚太各国国家人权机构人权侵害申诉调查职能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亚太地区根据《巴黎原则》成立的国家人权机构调查职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能范围与调查权限、调查的具体权能与措施、对调查职能的限制和调查后的处理等方面,同时,笔者对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在处理人权侵害申诉中调查职能的行使及其有效性做出了评价。     

韩国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案例研究

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之间的冲突是每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均必须直面的重大问题。韩国专制主义盛行的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期所涉及的“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典型司法案例反映了韩国普通法院及宪法法院在衡平这两者价值间冲突的立场变迁及韩国法院在维护人权和促进韩国民主与法制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为中国学界在“国家安全与表达自由”这样复杂而又棘手的问题上,提供些许可借鉴的外域经验。     

吴革:社会需要“三个律师”

正在吴革律师看来,律师是国家赋予公民的一把"自卫之剑",作为国家司法共同体的成员,律师在办案的同时,要做一名精神贵族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二十二个专业委员会中,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一直受到各界的关注,成立10年来,吴革律师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任。自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至今,人权保障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基本国策;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是     

国家的人权保障责任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

在主权国家日渐向国际社会开放其边界的全球视野中,国家的人权保障责任具有了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在人权普适价值的指引下,人类找到了在谅解、宽容、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对话、共促社会正义实现的新的可能性。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是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推进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中国建立国家人权保护机构是我国应履行的大国责任,此机构的建立有利于我国履行人权保障责任、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论连带关系概念的重新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西方国际法学思想动向

西方国家中有的法学者指出，近几年来，“连带关系（Solitasity）的概念重新被发现了”。这是西方国家国际法学思想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考诸国际实践，“连带关系”概念诚然是由一些研究机关或讨论会提出的，例如，国际劳动研究学会会长阿尔贝·特沃埃吉雷1976年发动了一次关于“连带关系契约”的概念的讨论，维利·勃兰特主持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1980年提出的关于南北对话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连带关系”但是, 近几年中特别突出的现象, 是一些西方学者利用联 合国的机构，特别是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推动这一概念的提出，而且把连带关系作为一种“人权”来提出, 认为现在正在出现由“连带关系权利”构成的“第三代人权”。     

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与作用

国家人权机构是在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来的国内人权促进和保护机制，《关于国家人权机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被公认为国家人权机构发展的里程碑。但是，对国家人权机构的理解目前仍处于初期阶段。本文以《巴黎原则》为基础，围绕国家人权机构的设立和作用，对国家人权机构的定义、特点、分类、职责等基本问题加以澄清，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