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国家认同教育的形式及其启示

作为一个移民文化极为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在国家认同教育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经验以及成果。国家认同问题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仅关系到人民的归属感,也关系到整个国家凝聚力,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文章试图通过解析澳大利亚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形式,从而发现在澳大利亚国家认同教育中有许多值得我国政治认同教育借鉴的地方。     

治理转型下的农民国家认同与基层治理——鄂东北杨村修路案例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启示

文章通过杨村修路的案例展现了如何激发农民集体合作的过程.在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发挥民主机制来表达农民对公共品需求偏好及其决议,有利于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与实现公共品供给的合理性.通过强有力基层组织连接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将国家的惠农政策和资源有效转化,使得农民获得真正的实惠.农民对国家的强认同则可以在基层治理中进行转化并提升为基层治理的能力.转化的过程中还得将其嵌入在地方性共识之中使得大传统与小传统对接,进而促进与国家对接的农村社会基础的整合与再造.因此,在治理转型期,要实现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正是在于将农民的国家认同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     

腐败治理的制度路径分析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性肿瘤,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腐败根源于人性的不完善和制度缺失、制度漏洞。治理腐败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要完善腐败预防制度、权力监督制度和惩罚腐败制度。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及其统一路径研究

由于国际格局的调整、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度的变化、中国自身的崛起和中国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当代中国人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认识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何准确把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涵、关系及其统一路径,就日益成为实现中国梦的新课题,这迫切需要学术界立足中国国情,开展深入研究。在二者多种统一路径选择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路径在于构建国族认同。     

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腐败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腐败治理体系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要建立完善"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必须充分发挥党委的主体性作用、纪委的监督性作用、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司法机关的保障性作用、民众的参与性作用,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认同与秩序：民主改革时期佤族的国家认同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稳定,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实现全国各族人民的平等,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发展,赢得了各族人民对国家的依赖和归属,国家认同意识不断增强。文章基于笔者的实证调查,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县佤族为例,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与佤族的互动,探求其间佤族对国家的认同以及秩序的生成情况,进一步阐释了国家认同的建构性特征,指出佤族的国家认同之动力是江三木洛。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研究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各个民族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民族问题不断涌现,导致认同危机的出现,这些严重损害了民族的团结,国家的安定。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如何理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完整的重要因素,深入研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有助于丰富完善相关学科理论,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大意义。     

权力腐败与转型期腐败治理

权力是一柄双刃之剑,它既可以被用来治国安邦、为民造福,也可以被用来祸国殃民,其正负效应是由权力的两重性决定的,即权力既有造福社会的倾向,也隐含着被腐败的可能性。     

论治理腐败的路径

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治理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反腐败需要用动态的思维探寻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同时推进并依循从上到下、从清官反腐到制度反腐、从政治反腐到文化反腐的基本路径。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腐败治理体系是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是国家治理这个大系统中内生的具有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的"免疫系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保证。腐败治理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维护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腐败治理体系的目标定位是推动国家治理权威、秩序与活力的有机统一。当前要建立完善"政党主导共治型"腐败治理结构,必须充分发挥党委的主体性作用、纪委的监督性作用、政府及其他公共权力机构的能动性作用、司法机关的保障性作用、民众的参与性作用,共同推进国家腐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腐败想象”及其治理

"腐败想象"是在官员腐败频发高发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官员及官员行为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负面刻板印象,它损害着干部形象,损害着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腐败想象"的客观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资源的流失和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疏离,反映的是"失信于民",因而革除"腐败想象"需要从加强反腐倡廉工作、提高领导干部媒介素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着手。     

村干部腐败治理的法治化

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集中暴露了农村治理中法治化缺失的软肋。面对当前村干部腐败治理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力度、加强上级党委政府监督指导等方面,将村干部腐败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制度反腐：转型期腐败治理新效能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这是从根本上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从源头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必然选择。构建制度反腐体系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廉洁政府的必然选择。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在完善和创新制度的同时,还要在增强制度的执行力上下功夫,这就要突破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秉持反腐制度设计＂无赖原则＂;弥补制度建设先天性不足,构建操作性强的反腐制度;推进法理型反腐路线,提升反腐制度建设的严密性。     

新加坡经验的解读与思考——新加坡的区域规划与治理及其启示

2011年8月,安徽省党校系统部分教研和管理人员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进行培训与考察。通过课堂教学和实地考察,认识和体察了新加坡的简史国情、人文地理、政治架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精英治国及人才发展战略。本刊特刊发一组学习考察文章,以飨读者。     

大数据驱动的职务腐败预防治理：技术治理与风险评估

大数据技术的外部嵌入已然成为助推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于大数据驱动视角,能够建构出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技术治理逻辑。在此基础上,将仿真技术方法嵌入职务腐败预防治理实践,并借助S省的大型工程建设项目案例数据,从事件过程视角进行风险评估仿真模拟测算。通过事件过程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中的涉及环节、人员、时间、权力级别、相关人员年龄、状态等多维度内容进行分层,建构出风险值仿真测算模型,以此厘清其风险预警层级,以便对职务腐败预防治理进行科学预判。基于此,通过构建职务腐败预防治理的风险预警架构,从而推动职务腐败的治理现代化。     

新加坡治理腐败的启示

新加坡政府在治理腐败上卓有成效，因而被外电评为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新加坡政府在治理腐败上，有几点措施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①界定腐败行为的低标准。新加坡法律在界定公务员行为是否腐败的标准是极低的，以“有”、“无”为唯一标准，即是以“性”为标准，不考虑“量”的因素。也就是说公务员收受一根香烟与接受一幢别墅两者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在法律上都被认定为腐败。这种低标准犹如高压线时刻约束着公务员的行为，使其不敢越雷池一步，起到了很好的防渐杜微作用。②高薪养廉。新加坡公务员的薪金很高，政府每年都要对社…     

民族国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国家认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个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一方面,“国家认同”的概念魅力无穷,像着了魔咒一样催生着新国家的诞生。但同时,这个概念也给多民族国家带来了无穷的战争和灾难,在一些国家,一些民族争取独立成为民族国家,造成内战不断,相处一室的人民互相杀戮。传统上人们视为特定的民族国家一时间变成了可变动的东西。认识民族国家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现实问题。     

国家认同抑或阶级认同: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评析

20世纪20年代,从少年中国学会中分化出国家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思想派别。从此之后,二者围绕国家认同和阶级认同问题,展开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激烈论战。实际上,以国家至上而著称的醒狮派国家主义,是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在部分群体身上所激起的情感和理论反应,国家统一和民族富强是其基本诉求;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认同和阶级解放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则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底层群体在社会结构瓦解时期的自然诉求。二者各执一端,分别强调了外竞与内竞之必要性,都没有把外竞与内竞统一于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