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法治观下“民生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民生保障"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是法律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刑法,主要从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具体罪名设定三个层次来体现民生保障。《刑法修正案(九)》从宏观与微观上体现了我国刑法民生保障的基本特征,故我国刑法可称为"民生刑法"。"民生刑法"是以人为本思想在刑法上的体现,值得提倡。     

《刑法修正案(八)》溯及力研究

2011年5月1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刑法总则作出修正,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广泛地体现在刑罚和刑罚的具体运用两章中。修正后的刑法总则有宽有严,将适用到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犯罪。在新旧法律过渡时期,司法机关在适用新法时,必须严格依照《刑法》第12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最高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对适用《刑法修正案(八)》涉及溯及力的部分问题作了解释,但对限制减刑的规定有悖于《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月25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对刑法的修改,是我们国家刑法史上非常重要又十分重大的一次修改。它在刑法理念和刑法制度方面都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跟大家一起来研究学习这样一个法律修正案,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很好的对刑事立法工作的回顾和总结。《刑法修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受贿罪的重构——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出台之前，针对官员身边人受贿行为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使得官员身边人收受贿赂后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很多人还借此逃脱法律的制裁。《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中增加了相应内容，这对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与蔓延，将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不断地向纵深推进，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理解与适用

文章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对2011年5月1日以后审理的刑事案件适用问题进行了分析,以解决司法实践中有关新旧法律适用中的疑惑。     

危险驾驶案件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的立法设计较为简单,目前尚无可操作性的法律解释,实践中各地把握标准不一,执法差异明显,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本文对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理的危险驾驶案件进行了实证调研,就进一步完善危险驾驶罪的立法与司法提出了积极的构想。     

《刑法修正案(九)》与死缓制度的完善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独创的一项死刑执行制度,在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和我国依然保留死刑的情况下,发挥死缓制度限制死刑立即执行数量的作用尤为重要。但是,死缓制度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和《刑法修正案(九)》也试图对其进行修改完善,但对于死缓执行后果还需要刑法做出进一步修改。     

刑事法治理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蕴涵——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是自1998年以来规模最大,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刑法修正。其中,对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贯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彰显人本主义和民生观念的相关条文设计,依据现代刑事法治理念推进刑法现代化的立法尝试,以及立法技术的成熟化趋进等是本次刑法修正案的显著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解读

2014年10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这是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时隔3年半,刑法再度启动修改。此次修改刑法针对近年来发生的严重暴力恐怖案件,统筹考虑刑法与拟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的衔接配套,为惩腐肃贪提供法律支持,落实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的罪名。     

我国刑事法治的又一重大进步——解析《刑法修正案（八）》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涉及对我国《刑法》总则的修正，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次性大幅度取消死刑罪名，弥补刑事立法中对老年人从宽处罚的空缺，强化民生的刑法保护，确立和规范了一些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必将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论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与推进,作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刑法加以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确立的社区矫正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目前试行中的＂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三是应当在刑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调查评估主体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法律确认——对刑法修正案(八)相关规定的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执法主体的规定不明确为刑罚的实施造成歧义.司法行政部门担任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资格具有理论与实践双重合理性.从社区矫正工作主体的现状考察和对司法部门、公安部门两个主体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反思结论表明,法律确认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资格,是非常必要的.     

刑法修正向何方?——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

刑法修正案正越来越成为刑法修改的常态方式.刑法修正案(一)到(六)以严密刑事法网,提高刑罚力度为特色.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延续了以往修正案的重刑思想,但有自己的特色.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立法目的的强调上值得肯定,在刑罚轻缓方面有所突破,但仍然存在诸多可探讨之处.强调反腐,但忽视了与刑法基本理论的契合;修法技术有缺陷,行为构成不规范;配套法律不健全,入罪理由太勉强.因此,刑法修正应把握好定位,严格坚持必要性原则、谦抑性原则,规范刑法修正的程序.     

未成年人刑法保护新设规则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包含了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若干新设规则,其中排除累犯构成、应当宣告缓刑和免除前科报告皆为重要内容,对我国未成年人刑法保护制度的深化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与我国缔结或批准的有关公约的要求相比,新设规则对未成年犯罪人权益的保护力度尚存差距与不足,我国仍需增设前科消灭、不判无期徒刑等一系列刑法特别保护条款.     

从韩国刑法通奸罪考察刑法伦理性价值

随着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实施,刑法伦理性价值在刑法中得到了凸显和回应,例如死刑犯罪的减少和老年人犯罪处罚的减轻或免除。通过韩国刑法通奸罪存废之争的权衡,梳理该犯罪在基本人权、国家权力、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冲突和焦点,分析其中蕴含的刑法伦理性价值的历史和法律因素,并探讨该价值在我国的共识、借鉴和传承。     

当前我国反恐刑法的缺陷及完善路径

近年来《刑法修正案(九)》和《反恐法》的相继出台,在明确基本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惩治力度。虽刑法在反恐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尤为重要,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及漏洞,在国家总体安全观视野下仍需明确我国反恐刑法的完善路径。     

刑法禁止令适用的困境与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规定了我国的刑法禁止令制度。该项制度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推动了刑罚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的发展,有利于刑罚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但是,当前该项制度在适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难题:适用标准不明确,具体措施难以落实到位,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等等。这些困难严重制约了刑法禁止令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相当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等等,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应对之策。     

论《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法律地位——兼评《刑法修正案(九)》对该款的修改

《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对于行贿罪量刑具有重大影响,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特殊处罚规定。在重刑反腐思想之下,97《刑法》这一款被认为是妨碍惩治腐败的"缺陷"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对于《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进行了从严修改,加大对于行贿人的处罚力度。虽然该款在适用中出现诸多问题,但是这一修改不但混淆了该款应有的法律地位,并且将量刑规范化问题上升为立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