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现状、问题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孕育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领域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和独特政治优势，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尚未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必须以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为基础，以这一制度的发展完善为依据，不断增强其说服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应着眼于解决“说什么”“由谁说”“对谁说”和“怎么说”的问题，从话语本体、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介体四个向度着手，全面推进诠释中国实践、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构建。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的三重转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文化话语体系从方式到内容以及模式的转换。在话语方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从"革命文化"到"建设文化"的转换,这一转换是通过关注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实现的。在话语内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话语体系需要实现从"汉话西说"到"会说汉话"的转换,这一转换需要依靠文化的"中国创造"。在话语模式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话语模式要实现"以经济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换,这一转换的实现必须立足于满足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服务中国人民,才能增强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     

让“模式”远离政绩

在今年“两会”结束后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法国记者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何很好地适应变化中的大环境？其他国家能否从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借鉴并得到启示？”的问题时表示，“我们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当中，我们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发展已是一种模式。”     

革命与现代化:中国政治学的话语竞争问题探析

政治学学科在20世纪形成两大竞争性的话语形态,即以美国行为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话语和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话语。中国政治学恢复学科建制之初,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为政治底线,既延续革命话语又吸纳现代化话语。两种话语在内容上的竞争性可以分解到形式上的主体、过程、理想三个话语单位,并在政治学专业教材中得到具体展示。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的专业教材可以发现,两种竞争性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一个更替过程,21世纪后开始凸显现代化话语。这两种外来的学科话语之所以能在中国政治学竞争性地存续,得益于"中国特色"话语的调和与统合,但建构稳定发展的中国政治学话语需要反思这两种话语遗产,并进一步建构真正自主的中国话语。     

“话语”之用——关于“话语”概念的一个跨学科观察

“话语”辗转于当代学术的不同学科中,使用普遍而又含义混杂。本文对“话语”（discourse）一词在语言学、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的语义进行了梳理,比较了不同时代、不同思想和理论流派对“话语”概念的使用,以及由不同的使用所带来的关于“话语”的词义的扩展。在对“话语”进行历史的梳理中,本文也就一些对“话语”认识上的盲点进行了探讨。例如,如何理解汉语“话语”和“discourse”等其它西文表达的关系、语言学、哲学和文学如何互动着推进了当代的话语思想;“话语”在解构之后还有怎样的社会功能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述评

十八大以来，我国理论界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展开了热烈探讨。学者们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涵所指、逻辑结构、重要意义、面临的挑战及原因、建构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话语体系的关注时间不长，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中国文学理论民族性话语的历史命运及其逻辑必然

民族性话语作为一个充满多义性、矛盾性的话语系统,面对具体的实践操作往往会充满某些尴尬.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性话语代表了特定历史条件下自卑与自强的民族矛盾心理,亦决定了文学理论发展上或激进或保守、或中或西、或传统或现代的方向性及资源选择.近代以来,民族性话语呈现出“虚在”与“实存”的三种历史存在形态,事实上展示了由显到隐、走向消弭的发展演变轨迹.在21世纪新的历史语境下,宽广中和的胸襟已经展现,偏激保守的民族性话语必然被中外融通、古今转换的发展路径所取代,进行中西文学理论深层结构的沟通和对接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价值目标和建构模式.     

论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三重逻辑

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作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关键环节,呈现出深邃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阶级”的彰显贯通、“革命”与“建设”的此消彼长、“建设”与“改革”的继替重构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厘清概念范畴的话语赋义、协调时空格局的话语运行、凸显中国特色的话语传播透视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探求语境与内核的耦合协调、坚持承续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提升话语阐释的方法技巧凝构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实践逻辑。三重逻辑虽各有侧重,各显其质,但不可割裂而论,它们共同筑就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的整体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构成样态与功能指向北大核心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集中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与理论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不断形成,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极大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内容,使其展现出多样化、层次化、系统化的构成样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功能指向上呈现出目标话语、本质特征话语、原则要求话语和路径方法话语相配合的构成样态,在外部形态上呈现出理论性话语、实践性话语、制度性话语、价值性话语相协调的构成样态,在内在属性上呈现出政治话语、学术话语、生活话语相统一的构成样态。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这些构成样态具有话语阐释功能、话语整合功能、话语导向功能、话语标识功能,全方位地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图景,凝聚多元主体力量共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构成样态的不断丰富与其功能的不断增强,既体现又推动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研究述评

十八大以来，我国理论界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展开了热烈探讨。学者们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内涵所指、逻辑结构、重要意义、面临的挑战及原因、建构路径等方面展开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学术界对话语体系的关注时间不长，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中国改革顶层设计不能走欧美之路

前不久．有强调“顶层设计”的经济学家提出．中国应以“欧美模式”作为改革目标。照搬欧美模式能够建成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市场经济吗？     

学会说话，方能让政治温暖起来

近两年，在“政治话语”上栽跟头的官员并不鲜见，有的官员说“你是准备替党说活，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活？”有的官员说“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还有官员说“你知道什么叫恶不？     

话语体系与党的动员力

近些年来理论界开始使用“话语体系”来阐释意识形态问题，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其它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对于发挥语语动员力．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有很多成功经验。     

新时期摆脱政治修辞的中国法理学

中国法理学在政治的框架里历经了数十年，逐渐从建国初期政治话语的附庸之中摆脱出来，在对政治话语的追随和演绎之后初步展现了自身的生成逻辑和独立品格。但在新时期，中国的法理学在西方知识与中国模式之传统经验间，在“权利本位”和中国模式之“发展”“稳定”之间，在以“个人”为本的法理观与中国模式之以“人民”为本的法理观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那么，在摆脱了政治修辞下的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该何去何从，将是当下法理学发展的新课题。     

从“革命”到“建设”：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包含“革命”和“建设”两大主题，以主题为依据，马克思主义可区分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也包含着革命和建设两大话语体系：经典马克思主义属于革命话语体系，现代马克思主义属于建设话语体系。两大体系中的建设话语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建设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当代价值阐释

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步建构和完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最终确立了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具体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理论话语，也是一种实践方式，与新时代“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相匹配，已形成体系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依据这一理论话语的内在逻辑和实践形态，阐释其价值形态和当代意义，既是凝聚民族力量、熔铸民族精神的时代之需，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的新发展,呼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打造中国话语体系,目的之一是加强或提高中国话语权。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着力解决内外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大众化水平,一个是提高中国话语体系的国际化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其建构途径。     

“大国担当”话语的媒介建构——“新冠”疫情初期主流媒体报道产制逻辑透视

新冠疫情渐行渐远，但疫情暴发之初主流媒体的价值框架建构值得探究。论文以《人民日报》、新华社早期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样本，分析了疫情第一次“高峰—平缓”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主流媒体在报道中对“大国担当”话语的建构和传播。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人民至上、团结必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种不同的话语模式建构了“大国担当”话语。话语结构方面，“大国担当”话语始终围绕“个体—国家—天下”这一组三元连续体而展开，在传统上缺席/不可见的空间观念——“国家”“天下”——此次顺利参与到了这种动员个体“再嵌”话语的建构当中。该话语藉由全民阅读行为以及读者对在场的国家权力的亲身接触，创造出“战疫”担当中国家的高度可见性，缔造了“风雨共担”的集体记忆，加速了个体与国家的再嵌，更是一种基于人类共同善的联结正在形成的隐喻。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进的终极价值取向探析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在当代中国经历了“解放人民群众-改造人民群众-关注人民群众-发展人民群众”这样一个动态变化过程。整个变化过程中，人逐渐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价值取向主体。以人为本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演进的终极价值取向。     

会议决策的逻辑:一项文本挖掘研究

会议是中国常见的决策方式,揭示其内在机制是深度理解中国模式的重要方面。以央地四级新冠疫情防控会议为研究对象,以“理念—话语—政策”为框架的文本分析结果表明:自上而下的“会议学习”是央地理念承接的重要方式,地方会议决策情境、层级特征是话语流变的主要原因。会议决策具有“集中的政治引领—分散的政策落实”的特征,在话语结构上呈现出民心合法化→政治合法化→议题建构→政策工具→组织保障的行动逻辑。其中,“人民中心”话语是会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有凝聚共识的决策认同功能;“党的领导”话语是会议动员的重要保障,具有塑造权威的政治统领功能;“统筹发展”话语是议题建构的核心主旨,呈现出政策工具与组织保障紧密关联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