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司法的罪刑法定:从刑法解释到程序性解释北大核心

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是司法适用的前提。在刑法解释的范畴内,存在基于法律语言的刑事立法的模糊性、刑法解释对于刑事政策的无力等外部困境和一般普通人理解与预测的难以判断的内部困境。超越这一刑法基本面,而逐步发展到罪刑法定原则的程序性解释这一立体面,是问题解决的关键。程序性解释的思维路径、回归刑法文本以及认真对待法律推理、判例方式、法官认知与解释方式,构成了程序性解释的主体内容。最终,在刑事一体化的背景下,罪刑法定原则的明确性才能真正实现。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禁止刑法解释,只是为刑法解释界定了合理的空间。刑法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坚定不移的定律。即刑法解释又要在已定的刑法规范中得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论。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

在构成要件的解释领域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本源上是罪刑法定原则之争.一般而言,形式解释论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而实质解释论不仅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侧面,也维护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质侧面.相较于形式解释论,实质解释论更注重刑法目的合理性,更能够实现刑罚的妥当性.     

论刑法谦抑性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而且还指导着刑事司法,无论在刑事立法的制定、刑事司法的运作方面,还是在刑事解释的维护方面。刑法谦抑性宜与罪刑法定、罪刑均衡等刑法原则相并列而视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解释的限度

我国现行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而刑法的适用主要通过刑法的解释来实现。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刑法解释的限度是刑法解释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刑法解释的限度源于刑法解释的客观性,体现在刑法解释的时代性,并以典型的刑法解释为例来具体分析刑法解释的限度问题。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刑事合理性原则初探

法律上的合理性原则,一般与自由裁量权紧密联系。在刑事法律领域,合理性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其出发点在于对国家行使刑罚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最能体现出合法性原则对刑事裁量权的制约。但是,罪刑法定原则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需要合理性原则加以补充;并且,在合法性的前提下,刑罚权的运用、法律解释以及刑事司法中的法官释法、自由裁量等,还需要以合理性加以限制,才不会出现形式的公正造成了实质的不公正的局面。     

罪刑法定视域下刑法解释的基本理论

刑法解释相对于其他法律解释研究更为艰难的原因在于受制于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的限制。成文法本身语词的模糊抽象、立法的局限以及刑法司法过程中法官理解阐释都是刑法解释正当性的依据。刑法条文是刑法解释的对象,对象特殊性决定了刑法解释论与刑法解释规则区别于其他法律文本解释的特殊性。刑法的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与法律解释中的主...     

刑事裁判解释的规范化和具体化解析

规范化解释和具体化解释是我国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两种方法,其中又以规范化解释为重点。规范化解释具有概括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征。规范化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目的都存在一定的冲突。规范化解释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消除自由裁量权,更无法消除司法腐败。规范化解释可以规范一定的司法行为,但会严重影响法官审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具体化解释符合刑事审判的特征,有利于厘清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界限,是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最佳选择。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法化之困境与路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适用范围广泛,具备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当将其定位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有其现实的必要性,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困境,与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的谦抑性的部分内容相偏离,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法化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任务。     

刑罚的适用解释与判例的作用

刑法的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的刑法适用解释需要加以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体现公正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实行判例制度无疑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罪刑法定。     

组织男性从事同性性交易行为之定性研究——对李宁案的分析

刑法解释是刑法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李宁组织卖淫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刑法规范用语"卖淫"一词界定解释的争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刑法学者对于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解释限度问题的深入思考。刑法解释的基本立场存在着主观解释论与客观解释论的分歧。刑法解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既不能僭越刑事立法权,又不能拘泥于立法原意,而应在立法意蕴所允许的范围内,使刑法解释起到阐明立法精神、补救立法不足的功效。     

司法中心立场下刑法解释的限度

在司法中心主义立场下，法官是法律适用的主体，法官要完成法律适用活动中对刑法解释限度的把握，需严格以预测可能性和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特别是在涉及类推思维与扩大解释时。     

“保护“与“保障“的差距——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是我国长期推行的一项刑事政策,该项政策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强调刑法对犯罪的惩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的刑法价值有所冲突.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与"严打"刑事政策各自蕴含的价值倾向展开论述.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还是和谐统一 ,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终极追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的论述 ,提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指出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中的偏差并不等于该政策本身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

刑法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官解释的过程。法官解释是执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经环节,刑法适用中的法官解释与我国现行解释体制并无矛盾,并在各自的空间发挥作用。     

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的明确规定,该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原则.要深刻把握该原则,必须明确其与类推和法律解释的关系,同时针对当前立法和司法的相关缺陷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试析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理论与实施

刑法立法解释是与我国权力结构相适应的一种制度。刑法立法解释活动主体、对象、程序和形式特点。刑法立法解释应当贯彻刑法罪刑法定原则 ,以及刑法立法解释法律效力和生效、失效和溯及力。刑法立法解释实践较少 ,并有明显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