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法律适用背景下对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案例指导工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的阶段,在审判实践中对促进法律统一适用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后继发展,应充分发挥各类案例的功能作用,实现案例体系的合理化。案例指导在我国并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是,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制定法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案例指导对我国法院及法官在理解适用法律、定分止争中所起的作用越发显著。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应当实现与法律适用统一的对接,从裁判过程的一般环节出发,解决当前法律适用中的裁判准则发现、裁判结论正当化、法官裁量权调控这三大机制缺失,为审判实践提供普遍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适应性、确定性与灵活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和谐统一的裁量指引。＂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我国时有发生,危害了法治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以及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统一法律适用,避免＂类案不同判＂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但未规定具体的适用规则。人民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规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前提条件;二是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内容;三是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配套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制定具体规则,明确案例的功能定位,积极能动地回应法官群体、社会公众对案例适用的制度需求;明确案例事实的＂识别要件＂,通过＂识别要件＂的比对,判断案件事实的同一性,确保案例适用的实体公正,并最终实现司法机制和结构的合理化、有序化。     

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证分析——以湖南省955个行政执法指导案例为考察对象

从领域分布、体例结构、发布时间、主体与遴选标准几个方面入手,对湖南省955个行政执法指导案例进行考察梳理,可以总结出目前我国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制度在运行中存在的指导案例公开不及时、部分指导案例相矛盾、遴选标准不明确等制度困境。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行政执法指导案例制度作用的发挥,不利于该制度设计目的的实现。因此,从其他相关制度配合、发布主体层级设置、遴选标准优化等角度提出解决实践困境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之重构:以民事案例为切入点

当前学术界对证明妨碍这一概念有诸多不同的表述方式,导致在学术研究乃至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概念使用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运用语义学对这一概念分析探究,应当统一适用证明妨碍,进而清晰规范概念。在对大量相关民事案例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证明妨碍制度在民事案件适用中存在适用条件不具体和法律效果单一等问题,重构证明妨碍法律后果,以保证民事裁判的公平公正。     

法律适用统一与指导性案例的规范运行

我国的案例指导工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步进入规模化和规范化发展的阶段,在审判实践中对促进法律统一适用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后继发展,应充分发挥各类案例的功能作用,实现案例体系的合理化。案例指导在我国并非正式的法律渊源,但是,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制定法本身具有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案例指导对我国法院及法官在理解适用法律、定分止争中所起的作用越发显著。案例指导制度的运行应当实现与法律适用统一的对接,从裁判过程的一般环节出发,解决当前法律适用中的裁判准则发现、裁判结论正当化、法官裁量权调控这三大机制缺失,为审判实践提供普遍性与特殊性、稳定性与适应性、确定性与灵活性、抽象性与具体性和谐统一的裁量指引。＂类案不同判＂的现象在我国时有发生,危害了法治的统一性和公正性,以及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为统一法律适用,避免＂类案不同判＂的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具体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但未规定具体的适用规则。人民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规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前提条件;二是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具体内容;三是法院适用指导性案例的配套机制。最高人民法院应及时制定具体规则,明确案例的功能定位,积极能动地回应法官群体、社会公众对案例适用的制度需求;明确案例事实的＂识别要件＂,通过＂识别要件＂的比对,判断案件事实的同一性,确保案例适用的实体公正,并最终实现司法机制和结构的合理化、有序化。     

案例指导制度下的法律解释及其规则——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11号”为例

指导性案例对法律解释提出了四项基本要求:一是有法律解释的内容;二是解释合乎法律本意;三是对案件中法律问题的解释有所创新;四是法律解释方法应合理运用。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是满足指导性案例要求的基本的、合理的路径。法律解释规则的融贯运用,宏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运用的排序与整合,微观上是各种法律解释规则的具体细化运用。在杨延虎等贪污案中,首先运用了文义解释规则,在特殊情况下充分运用了扩张解释规则、体系解释规则以及目的解释规则,实现了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语境化考察

中国传统调解回应了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求,有效地实现了纠纷解决和秩序维护,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对当今社会法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之制度构造与定位——以最高人民法院第67号指导案例为切入点

《合同法》第167条的立法目的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是为了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应当用二分的眼光看待该问题,其既保护了买受人的利益也保护了出卖人的权益。通过体系解释,该款作为赋予出卖人法定解除权的条款,有增加催告条款与合理期限条款来限制解除权使用的必要性。最后,出卖人的解除权具有其独立的地位,结合《合同法》第94条第3款之规定适用,可以完善《民法典合同篇》的法定解除权体系。     

中国司法如何走向统一？——人民法院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构想

中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比较突出，其最主要的根源在于制定法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案例指导制度可以有效地弥补制定法的缺陷，对于促进司法适用标准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探索中的案例指导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务之急是提高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水平，以适当的方式赋予指导性案例事实上的约束力。     

立功制度的法律适用

对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构成立功问题的理解,对"查证属实"案件能否认定为立功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亲属代为检举、揭发的行为进行探讨,旨在诠释立法的相关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的适用研究--以指导案例67号为视角

指导案例67号的裁判要点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权不适用于合同编草案第四百二十四条所规定的一般分期付款买卖合同解除权,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草案第四百二十四条应适用于股权转让合同。但是由于交付方式的特殊性,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在适用草案第四百二十四条时,应将其适用条件限制在变更股东名册之后。催告程序的增设使法条更加贴合保护买受人的立场。但是出卖人即使不履行催告程序依然可以通过法定解除权解除合同。当由于买受人违约致使合同解除条件成就时,原则上出卖人可以自由选择请求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就股权转让合同而言,基于公司内外部因素的考量,可以限制出卖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但是这一限制非必要不得适用。     

中国语境下限制死刑非常规路径之探讨——以立功为切入点

死刑存废受制于一个国家的价值观、社会形势、人民情感等因素,与人权保障并无直接关系.从长远看废除死刑是历史的必然,但立即废除死刑对中国来说缺乏现实基础,走限制死刑的路径是刑法学界的共识.传统限制死刑的路径主要包括缩减罪名、替代措施、明确死刑标准等几种,但它们只是停留在理论论证阶段,付诸实践尚需时日.而作为法定从轻量刑情节的立功制度则不同,成为司法实践中限制死刑的非常规路径,立功之所以能够分担死刑限制的责任在于人性的弱点、功利主义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影响.     

环境司法中利益衡量的规范化进路——以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为基点

环境司法是解决环境争端的重要途径,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利益衡量的过程,法官通常会先从环境法律规范中发掘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为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寻找客观评价标准,但这样仍会给法官留存较大恣意空间。而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当前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其核心功能在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限制司法裁量恣意,因此有必要在环境司法利益衡量中引入此制度,并针对环境司法审判中常见的疑难问题发布指导性案例,辅助制定法提供确定的利益阶层秩序,同时指导性案例中的利益衡量逻辑思路和利益衡平方式也可被参照援引,为规范环境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做出创新。     

浅析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律适用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以请求权为主 ,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 ,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制度 ,对无效民事行为请求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 ,应区别不同情况适用时效制度。起诉后撤诉的 ,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后果。     

我国统一法律适用下的电子证据规则

电子证据是互联网普及与现代科技发展孕育而生的新型证据形式,近年来电子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与作用有目共睹,人类已经进入电子证据的时代.但由于电子证据的特殊性质以及立法的滞后性,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领域滋生了规则滥用与审判标准不一等弊端.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出台了关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规范性文件,打破了电子证据规则适用的乱象,因此在电子证据规则领域统一法律适用乃大势所趋.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以英美对我国的启示为切入点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决定》还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中对服刑人员执行刑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符合国际社会行刑的历史发展渊源和当今的行刑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将其引入我国实践,必将有利于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改造,促进刑法的轻刑化,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预防犯罪、矫正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案例指导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一以人民法院积极参与为视角

因成文法的滞后性、抽象性、原则性等问题,当前司法裁判中存在相同或者相似的案件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有可能加剧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仰危机,而指导性案例能弥补成文法的不足,提高法官的法律适用能力,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其最根本的要求是要服务于社会大众,法律仅仅是社会主体实现自身价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司法工作必须要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民众的需求是法院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亦应当体现司法的大众化特征。     

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化

单独构建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但是现有检察案例指导制度还存在着说理论证尚未得到足够重视、资源尚未有效整合、运行机制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在构建和适用检察指导案例的过程中,有必要从明确完善遴选标准、不断健全生成机制、强化实践运作等角度,逐步实现检察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化发展。     

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建立

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我国悠久的判例法传统,以及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的探索实践,已为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准备了条件。下一步,应尽快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对指导性案例的发布主体、效力定位、编选标准、制作格式和援引方法等予以规范,以促进司法公正和司法统一。     

法治语境下农村金融信用体系的构建--以行为主体为切入点

健全农村金融信用体系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法治社会的建设是快速完善农村金融信用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信用环境不完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应通过建立完整的农村金融信用体系、改善农村金融信用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沉默权制度未能建立的原因评析——以中国语境为视角

沉默权制度,经历了十余载的争论后渐渐地趋于了平静。争论并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沉默权制度建立与否尚未尘埃落定。首先从我国的诉讼模式、司法理念、刑事政策以及现实国情简要分析了未能建立沉默权制度的原因。进而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考察研究该制度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最后简要探讨了在我国现有条件下建立一套功效等同于沉默权制度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