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微博蔚然成风

中央自上而下的政策要求,是地方政府官方微博集体亮相的原因之一。中央外宣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主任王晨在《人民日报》发表《积极开展微博客舆论引导工作》署名文章,积极呼吁开展微博问政。而地方政府也在各自尝试"微搏问政"的社会治理创新。2011年11月28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在新浪正式亮相。这个名为"上海发布"的微博,在上线首日的粉丝数就超过了14万人。"上海发布"首日共发布了14条微博,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     

服务奥运 备战奥运 保卫奥运

2008年是奥运年,可以说,全国上下为了确保奥运会的顺利召开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全力确保实现"平安奥运"目标,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也是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神圣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1.2013年4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2013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号公布3.自2013年10月1日起施行目录第一章总则第二章旅游者第三章旅游规划和促进第四章旅游经营第五章旅游服务合同第六章旅游安全第七章旅游监督管理第八章旅游纠纷处理第九章法律责任第十章附则第一章总则     

自主的课堂洒满阳光

初夏的一节语文课上,我和四年级学生一起"飞向"太空,去了解《云雀的心愿》。按照习惯,我引导学生熟读课文后由题质疑,共同梳理出以下问题:"云雀的心愿是什么?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学     

房价调控税收政策选择

过去的十年是中国人物质财富急速增长的十年,也是房地产商品化价格飞涨的十年。以调控房价稳定为己任的中央政府在换届前的最后一击多少有些悲壮——国务院办公厅以通知的名义强调对房产交易依法严格征收20%个人所得税,这一被人们称作"新国五条"的出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所得税政策合法性与民生考量严格来讲,对房产交易增值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财产转让所得的相关规定,其适用税率为20%。     

浅谈中国报警服务业现状与挑战

<正>二十一世纪,很多新鲜的事物与理念被引入到中国,对于这些"舶来品"大众接受过程通常都比较缓慢,笔者从业报警服务业十多年,谈谈个人对这个"舶来品"的一些观点与看法。参与者纷杂,行业化市场需求加大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是给这个比较单一和沉闷的市场带来了兴奋剂,一时间很多企业开始从事报警服务业。在我国发展20多年的报警服务业运营模式大致     

浅议医疗养老服务合同

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一种“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出现了,它带动了养老服务行业的变革。这种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笔者称之为医疗养老服务,这种养老模式整合了医疗和养老两种资源,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从医疗养老服务合同的角度来研究这种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产生的背景、目前在实践中出现最多、争议最大的问题、特别是合同的主体与客体等,其目的是为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     

第四次修宪的法治亮点

我国宪法1954年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现行宪法是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经过全面修改,于1982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实行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1988年、1993年、1999年我国三次以宪法修正案形式对现行宪法作出修改.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高度概括了本次修宪的主要内容,从法律的视角讲,第四次修宪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彰显了弘扬先进法治文明的特色.依笔者之见,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愿望和广大人民的心愿,是从法律上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保障人民的权利.从法治文明的视角讲,第四次修宪的法治亮点还体现在人权保障、合法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和"紧急状态"入宪等方面.     

未必非要主任会议通过

笔者认为,如此做法比较机械."一府两院"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专项工作,未必非要走主任会议程序;但预先向主任会议征求意见也未尝不可. "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由主任会议预先通过,无法可依.关于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监督法第二章有比较具体的程序规定,主任会议所要承担的法定角色是:通过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年度计划,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并向社会公布(监督法第八条第二款之规定);组织开展会前视察或专题调查研究(监督法第十条之规定).     

对“假一罚十”店堂告示的法律解读

司法实践中,对"假一罚十"的店堂告示认识不统一,导致判决不一。"假一罚十"的承诺与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是何关系?笔者认为不宜将之视为违约金条款,其实质是单方允诺之债,笔者试论之。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