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与中国城市青少年的越轨行为

赫希(Travis Hirschi)的社会控制理论是西方犯罪学界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及越轨行为的主要理论之一,但至今未有严格的实证研究探讨这一理论对中国青少年的适切性。基于2011年广州市中学生生活调查的数据,旨在全面检验社会控制理论中阐述的四种社会联系(依恋、奉献、参与及信念)与中国城市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关系。考虑到城乡二元化的宏观社会背景,移民的特殊流动经历对于越轨行为形成机制的可能影响,城市中流动青少年与本地青少年相比明显较高的犯罪率,本研究将样本分为流动青少年和本地青少年两个子样本。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流动青少年的越轨行为显著多于本地青少年,流动青少年的各种社会联系也显著弱于本地青少年。赫希的理论在两个子样本中都得到了支持,即增强社会联系可以预防和减少本地青少年和流动青少年越轨行为的发生。     

理性对待流动青少年犯罪

流动青少年是犯罪的高危群体既具有人为建构的色彩,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造成流动青少年犯罪率相对较高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城市管理中对流动青少年的社会排斥。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是最好的刑事政策,逐步让流动青少年享受同城待遇,消除对这一群体的各种社会排斥,是预防流动青少年犯罪的基本政策选择。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制度改革,更需要的是观念的革新。     

流动青少年越轨行为探析——以社会控制理论为视角

流动青少年由于"流动到城市"这一重要的附加变量的影响,伴随着他们家庭依附关系的削弱。学校依恋关系的减弱。参与正当活动的机会减少,对社会规范的信仰降低,他们比固守在农村或一直住在城市的青少年更易产生越轨行为。体制外生存给流动青少年成长造成的不利环境。决定了城市社会需要对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予以更多的关注和保护。     

双面观察农民工流动中的犯罪预防对策

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在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城市和农村都存在潜在的导致犯罪的不安定因素。针对城市而言,农村人口流动导致农民工群体产生。农民工自身底层意识和城市传媒选择性报道都会带来农民工犯罪现象产生甚至加剧。针对农村而言,农民工流动也带来留守家属的安全隐患和农村青少年犯罪。因此,农民工流动中的犯罪预防主要需要做到:使农民工认同城市、城市传媒正确引导、关怀留守家庭成员以及农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社会工作介入预防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犯罪的途径与方法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作为城市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流动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流动性强、人际交往内卷化等特点,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以及相应的预防措施等致使其中一些人走上犯罪道路。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科学的助人服务活动,其在预防城市少数民族流动青少年犯罪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城市贫困家庭青少年发展的现状及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现象,伴随着我国的社会转型,城市贫困家庭的问题日益凸显,对家庭中青少年的发展具有潜在深远的影响。以＂城市贫困课题组＂的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城市家庭贫困与青少年发展之间的关系,针对构建城市贫困家庭中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出相对应的政策及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与社区建设——兼论巴黎骚乱对构建和谐社区的启示

巴黎骚乱的一些教训给我们许多启示,提示我们应该未雨绸缪,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问题,因为他们目前在城市中的处境与法国青少年移民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何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和流动儿童的城市融入问题,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是摆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前的重大课题。只有通过社区建设,给他们以人文关怀,以人为本建设农民工社区,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才能使他们顺利融入城市。     

社会排斥与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流动儿童。到目前为止,流动儿童的受教育状况、医疗卫生状况、犯罪和童工等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有助于从本质上解决流动儿童城市适应的问题。     

流动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防治对策

我国流动青少年犯罪具有犯罪数量多,犯罪比例大;犯罪低龄化严重,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犯罪类型以侵财犯罪为主,暴力犯罪亦很突出;团伙性犯罪上升,地域性特征明显等特点。流动青少年犯罪大量增多,既有社会转型历史背景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又有经济上相对贫困、流动人口管理上存在漏洞,家庭、学校教育不当和流动青少年自身心理异常等方面的原因。要遏制流动青少年犯罪多发的势头,必须采取大力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保障九年义务教育,提高流动青少年的素质;大力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优化社会环境,完善社区建设;加强普法教育,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等对策。     

城市流动儿童的社会认同困境及对策

[摘要] 进城成为城市中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群体在城市生活融入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不同群体及环境的“歧视”和排斥，从而出现了社会认同’的困境。社会认同困境会阻碍流动儿童自身的健康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城市社会各界必须对流动儿童采取扶持措施。     

行囊人生:社会分工颠仆与中国青年走四方形象

近代中国社会分工经历了百年颠仆但最终回到了分工不断扩展的道路上。中国青年走四方遭遇了这一曲折历程,最终收获了一个行囊人生的形象,涉及民国时期各个阶层的青年离开乡村社区进入都市和工商业领域的开放立体形象、20世纪中后期以来农村青年戴着身份与制度镣铐走出农业一土地社区进入各种务工场所的打工群体广谱形象。这些形象主要是由唐德刚与路遥等学者和作家创造的。行囊人生形象是中国青年在社会分工处于初始状态时候的形象。随着分工扩展以及社会服务与保护系统的完善,这一形象将会发展为自由劳动者的开放形象。     

青年就业：中国就业面临的新难点

当前,青年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成为引发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道德失范和社会不公的重要因素,也影响了公众的教育投资信心。为解决青年就业问题,政府在需求政策上应采取提供更多的青年就业岗位、鼓励青年创业等措施;在供给政策上应促进青年改变就业观念,大力提升青年的就业能力,为青年就业提供更多的服务。     

略论建国以来青年就业政策导向的演变

青年就业的实质是青年劳动力的安置。从政策导向所产生的结果看，建国以来的青年劳动力流向呈现为三种大的趋势：一是城市青年向农村的单向流动，二是城乡青年的就地流动，三是城乡青年的双向流动。前两次流动为简单的劳动力安置，而城乡青年的双向流动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压力，同时也促进了城乡劳动力类型的互补。对中国青年来说，每一次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或不流动），都是国家就业政策导向的结果，是青年面对国家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集体选择。     

贵阳市进城农民工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进城农民工子女作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大社会问题。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贵阳市在推进生态文明城市的进程中,也必须妥善解决好这个问题。     

社会排斥与青年进城务工农民的城市融入

在规模庞大的进城务工农民群体中，青年进城务工农民已成为中坚力量，但他们也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对青年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了其融入城市的进程，也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全面的反社会排斥对策，逐步消除对青年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排斥，促进青年进城务工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从“流行体”看语言秀背后的青年意识

流行体记录着中国社会的动态和青年的文化心态,它是青年语言秀的主要符号表征。从＂流行体＂这场青年语言秀的盛宴可以窥探出背后的青年意识,主要表现为：从青年在社会中生活的体验来看,以流行体为代表的语言秀反映出他们使用隐喻式表达的理性务实;从青年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看,以流行体为代表的语言秀是他们确立符号资本的身份识别;从青年的生存状态和诉求来看,以流行体为代表的语言秀是他们谋求话语权力的政治想象;从青年意识的发展态势来看,他们的群体参与意识在不断增强。     

青年研究学科建设的进程与展望

青年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表现为两大层面,即青年工作科学化的应用研究与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学理研究学科建设。本文重点论述青年研究学科化,并从三个方面展开:(1)青年研究学科化的学术结晶——青年学的诞生和发展,对青年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诞生以来热潮迭起、趋于沉寂和当今的继续深化,作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2)青年学学科建设如何攻坚出新,茁壮屹立于社会科学学科之林,需要在"博"和"融"的努力中,学理学说有新发展规律探索有新发现,体系结构有新突破。(3)谁来担当青年学在社会科学学科之林长成参天大树的重任,寄希望于后来者,深信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奋斗中,青年学必将成长为一棵新生的参天大树。     

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青年科学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是社会制度、体制机制的自我发展和完善,有益于促进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人的现代化全面发展。青年社会生活中最具有活力的细胞,国家新生劳动力的潜在资源。青年科学研究不仅是国家社会科学事业的有机构成部分,而是党的青年工作理论建设的主要工具载体。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要发挥青年研究独特优势,应当坚持主体、民生、学术三位一体的视角,探索规律,升华理论,服务社会,服务民生,服务青年。     

社会承认：青年成才的重要环节

青年人才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青年顺利成才事关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社会承认作为人才价值实现的关节点，是青年成才的重要环节，对于青年自觉完成人生飞跃和继续发展、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都意义重大。社会承认的客观现实和重要地位，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科学的人才观教育，积极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实现青年成才的最终目标。     

《生活》周刊与20世纪初都市青年的社会化

《生活》周刊是20世纪初在城市青年中享有盛誉的综合性进步刊物。作为一份面向都市青年的杂志,它好像一面镜子,折射出当时都市青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众生百态及其种种苦痛艰辛;同时也推动着当时都市青年社会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