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镇扩权”:如何“强镇”如何“扩权”?

强镇扩权不仅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改革乡镇政府体制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应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对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强镇扩权的核心内容是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进而推动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创新。强镇扩权也有边界,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强镇扩权之路

1．强镇扩权有利于坚持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增强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服务业,扩大农村就业,解决一系列农村社会问题。2．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实施,迅速扩大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与乡镇政府职责权限过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扩大乡镇职权,增强乡镇功能的呼声逐渐提高。3．强镇扩权应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强镇与县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强镇与一般乡镇之间的关系。     

强镇改市的实质是扩权和提升公共服务

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而城镇化滞后主要表现在小城镇发展滞后。以镇改市为动力,把一大批县城镇、特色镇、重点中心镇建设成为功能完备、产业发达、环境优美、生态宜居、个性独特的中小城市,从而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性基础平台全面崛起,这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来说,既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又是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     

强镇扩权: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突破口——对浙江省绍兴县强镇扩权的跟踪调研

强镇扩权是指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调整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属于县市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通过适当的途径赋予乡镇一级政府。通过调研发现,强镇扩权的根本动因是:经济强镇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与其发展已经越来越不相适应,乡镇治理结构与区域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影响了县域经济社会的提升。从强镇扩权的的绩效来看,强镇扩权对于调整县镇关系,提升中心镇的活力,统筹城乡发展,具有积极的效应。同时,发现强镇扩权也面临县城中心城市弱化、机构膨胀、法律缺失、如何有效监督等方面的挑战。提出了深化强镇扩权改革路径:建立县镇联动机制,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中心镇政府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实现中心镇定岗定编法制化;提高授权效能与强化用权监管相结合;健全政绩考核制度和规划建设用地制度;加强专业培训,提高政府能力。     

“城市大脑”: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新路径

随着社会治理创新的探索及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提出,大数据作为一项新生驱动力,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新变革。而城市大脑作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方案,探索了一条利用数据创新驱动社会治理的新路径。基于城市大脑方案,结合大数据治理战略的方法论与实践,试图论证数据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可能性与有效性。同时,考虑了数据安全、数据管理员责任、信息孤岛与数字鸿沟等数据创新社会治理的内生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组织创新中的制度改革:城市基层治理制度变迁逻辑

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改革逐渐反映出中国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框架性特点。通过对深圳市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联络工作站的观察与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城市基层制度变迁具有一些值得考察的内生逻辑。第一,从阶段上看,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经历了功能缺陷、组织创新、机制形成与体制确认四个阶段;第二,从动力上看,城市共同体的吸纳局限与城市社会群体的政治觉醒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双重改革动力;第三,从局限上看,机制建设与体制确认之间的不协调是城市基层制度变迁的主要局限。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城市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不是国家层面制度变迁的投射,而是具有城市所特有的路径与特征。     

障碍与路径:城市治理社会共识研究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不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和公众维权意识日渐觉醒的背景下,城市治理必须要将社会共识纳入其中,将社会共识作为城市治理的依托和工具。城市治理与社会共识相依相生:社会共识是城市治理的根基,城市治理是社会共识的黏合剂;城市治理需要形成社会共识,社会共识有助于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社会共识达成面临权力垄断、政商关系过密和市民精神不成熟等多方面的障碍。构筑城市治理社会共识的新路径需要城市治理各主体共同发力,从优化政府角色定位、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塑造现代市民精神等方面入手。     

枢纽式治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发展

近年来,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迅速迭代,学界和政界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固有属性,在既发展得好又掌控得住的原则基础上,提出枢纽式治理设想,旨在发挥综合性、联合性、支持性社会组织作用,从体制机制上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各项工作。枢纽式治理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为核心,凝聚各类社会组织,整合政府、社会和市场资源,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热情,提升基层公共事务的服务能力。本文结合南京市鼓楼区注册登记类、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建设情况展开调研,深入探讨枢纽型社会组织源起和建构条件,明晰社会组织领域枢纽型治理逻辑,总结鼓楼区依托社会组织推进社区善治的基层实践经验。     

从多维创新到体系整合：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维度的完善路径

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城市基层社会需要在自主治理、协作治理、引导治理和智慧治理这四种维度上进行创新。为形成完整的治理体系,应准确把握不同维度治理创新间的联系,通过划分主体职责、明确阶段重点、衔接整合维度三个方面逐步推进,进而在治理创新中形成合力,形成完整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     

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基层民主建设——对天津市某居委会直选的政治分析

2002年10月,天津开发区翠亨社区全体居民直选出了自己的居委会,这是天津市第一个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社区居民委员会。通过直选方式产生居委会不但增强了城市基层民主建设的基础,而且开启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大门。翠亨社区居委会的直选标志着天津的“跨越式发展”在城市软环境建设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社区自治: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发展走向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变革与发展,不仅是个行政层面上的管理问题,更是政治层面上的发展问题。本文以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涵义的界定为起点,分析了社区自治的两种取向,即居民自治取向与地方自治取向;初步探讨了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走向地方性社区自治的基本方向及其路径。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发展党内基层民主的路径探讨

党内基层民主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石。发展党内基层民主,必须加强教育培训,形成发展党内民主的科学理念和良好氛围;严格执行和不断完善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建立健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党内各项民主制度;积极创造发展基层党内民主的有利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强大活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证党的事业蓬勃发展。     

政府创新与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

政府创新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政府创新体系可以分为不同的层面 ,城市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政府创新在城市政府中的体现和应用。基于治理理论基础 ,城市治理模式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创新空间的调整、政府行为的规范、治理体系的完善等方面。     

关于提高基层法官素质的思考

基层法官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法院的威信,也关系到法律的尊严,更关系到全国民众对法律的信赖。因此,提高法官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和职业技能素质至关重要。     

城市治理创新视角下的网络理政平台建设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网络理政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较新概念,是互联网时代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与发展更早的网络问政相比,网络理政更加突出主动性和大数据分析等现代城市治理方法。以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政府网络理政平台的基本架构,梳理网络理政平台的运行成果,由此得出推进网络理政、提高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主要路径。     

社会影响力债券:一个城市多元治理的工具创新

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支出的稳定性,2007年英国首先提出社会影响力债券(SIB)模式。它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伙伴关系,通过向社会发行债券融资,建立资金池委托服务提供方生产公共产品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由政府根据绩效向投资者支付本息。其典型特征是“政府退出生产”“为结果付费”。凭借巧妙的机制设计,SIB能够作为市场融资工具、多元治理工具和监督考核工具在城市管理领域广泛应用。未来可通过培养综合性的中介机构,积极出台政府支持政策,调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体系,提高评估机构专业能力,推动SIB成为中国城市多元治理工具。     

完善乡镇人大制度的思考

完善乡镇人大制度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乡镇人大文化思想建设；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创新乡镇人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