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涉外法律体系构建——兼论《对外关系法》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而涉外法治则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法治思想的重要“枢纽”。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是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方式,是丰富外交斗争工具箱,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改革的法律基础保障。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框定目标、引领方向,明确了涉外法律体系的立法重点。中国特色涉外法律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需求,契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以“宪法—对外关系法—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的内在机理和外在结构呈现为上下有序、相互照应的有机整体。处于底层每一板块的法律规则应包括国际法的内化、国内法的外化、外国法适用、执法和司法程序、国际合作等内容,而《对外关系法》在宪法与不同板块涉外法律规则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外关系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法律实践成果,实现了对外事工作的统筹协调,为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法律遵循,是新时代运用法治思维做好对外交往工作的重要举措。     

美国对华民主输出战略对中国经济主权安全的影响

以新自由主义非议中国特色经济民主,是新时期美国对华进行民主输出的战略手段之一.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理念,新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制为基础的,从根源上来讲,美国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特色经济民主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所有制问题.居于当今国际经济体系核心地位、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与主导权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侵犯中国对本国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威胁到中国经济主权安全.面对美国的民主输出,一方面,中国应超越“冷战思维”,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中国要坚持“渐进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民主之路.     

新媒体意识形态对外传播运行机制与美国对华民主输出

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创新了信息传播和政治参与的形式。美国把新媒体作为推进民主输出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新工具和新途径,建构了以政府主导、互联网等新媒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民众共同参与的推进民主输出的复合型立体式运作机制。在阐释美国通过利用新媒体进行民主输出主要路径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利用新媒体对华进行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特点,提出了积极抵御美国等西方国家新媒体对外传播与民主输出的主要政策建议。     

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民主援助及其效果

民主援助是美国中亚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集中体现在竞争性政治进程、法治和人权、公民社会及民主体制的构建这四个重点领域。根据美国对中亚地区民主援助的目标认知、战略内容以及援助重点与方式的变化,可将美国对中亚民主援助政策划分为四个阶段。中亚地区是美国民主援助取得最小成果的地方,原因在于美国式民主模式和价值理念与中亚地区文化缺乏相容性,中亚地区精英和民众对民主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民主援助项目内容与中亚民众的需求不匹配,美国民主援助机构的功利性实施策略、高度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以及美国民主援助机构滥用资金、中饱私囊。美国干涉对象国内政,影响了中亚地缘政治格局的稳定,催生了地区形势的动荡和紧张。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非政府组织参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方式及特点透视

民主输出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在美国实施对外民主输出战略过程中,一些非政府组织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特殊作用。探究非政府组织参与美国民主输出战略的方式及特点,对于我们全面了解美国民主输出战略,有效应对美国民主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党内民主的法律规制

党内民主作为国家和社会民主的一部分同样离不开法治的支持 ,私法自治式的社团自治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更加广泛的民主化要求 ,不足以保障党内民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 ,也与政党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称。对党内民主必须有政党自治和法律规制的双重保障 ,而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具有最高政治权威地位、肩负着崇高历史使命的政党而言更是如此。对党内民主进行法律规制应在尊重政党自治权的基础上实行间接性和原则性规制 ,不是用法律具体设计和包办党内民主 ,主要是从外部保障和规范党内民主 ,为党内民主设定底线和边界。对党内民主进行法律规制必须建立起相应法律体系和法律运行机制 ,为此 ,应着手修订我国的现行宪法和选举法 ,制定政党法 ,创建政党违宪审查制度、政党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好莱坞与美国公共外交

美国的主流电影工业——好莱坞,已经同美国的形象、文化、价值观念形成某种直接联系,成为美国的代名词。源自美国的公共外交,是指政府及其委托的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通过输出本国文化,在国际社会塑造本国正面形象、影响外国公众,进而产生文化认同和获取经济利益。好莱坞电影参与美国的公共外交,忠实地执行美国的对外文化扩张战略,是其"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     

“国家—社会”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的精细化

政府角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必然要求治理的社会化,即将社会力量引入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走向"国家—社会"双轨制正是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对治理社会化的积极回应。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传统构建思路注重"大而全",关注的问题也往往停留在人员保障、资金保障、站点建立等方面。但实现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公共法律服务双轨制走向精细化、进行实质性革新,对政府与社会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职能和地位进行正确定位,各司其职。此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双轨制推进中存在的权力寻租、加剧非均等化等风险也应当正视、予以积极应对。     

美国民主输出的困境——以美国在海地推广民主的实践为例

民主输出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美国此举主要受到实际利益和价值观念的驱使。但在现实中一些成功实践的背后却隐藏着更多的挫折和失败。对于视为后院的海地,美国多年来在此推广民主的努力换来的却是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民主不仅未能在海地真正扎根,而且逐步蜕变成一个空壳,美国的现实利益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受到侵蚀。从美国自身的角度出发,研究海地民主化过程中国内政局和社会演变对美国利益构成负面影响,美国民主输出的初衷与结果之间存在各种矛盾,美国民主输出自身难以避免其局限性。     

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作为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改革开放的成本.中国要崛起,需要重塑自己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不仅在文化中得到反映,也通过文化体现出来.中国需要运用文化手段建构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文化输出在国家形象塑造中承担重要使命.     

论网络民主与党内民主

网络民主与党内民主关系密切,网络民主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栽体和手段,党内民主是网络民主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积极探索充分利用网络民主,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论协商民主：一种新型的民主观

传统意义上的民主是直接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直接制民主受到参与人数和参与者文化素质的影响,而代议制民主的发展则受到代表独立性的制约.同时,直接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都容易出现投票悖论和赢者通吃现象.作为对直接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超越,协商民主既具有平等性、公开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又具有整合、教育等功能.不过,作为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其理论自身也有一些逻辑上的模糊性,对利益、公共理性、异议风险等涵义的解释,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民主与民主的条件——论民主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角色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试图构造一种纯粹“政治的”自由主义理论，但批评者们认为，民主政治的过程与议题本身却在其中却被排除了，这使得“政治”自由主义的可能性成了疑问。本文力图证明，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目标不在民主的政治行动本身，而是寻求这种民主得以可能的条件。同时，它对这些条件的寻求乃是以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自由主义一方面保证了自己的政治性质，同时又把民主政治与公共领域的力量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结果，国家的强制性权力成了公共领域的产物，而不是其对立面。这一点体现了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之闻的一个根本区别。     

关于民主的述说——兼及科学民主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科学的民主观。党的几代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和完善着我国的科学民主观。落实科学民主观要重视发展我国的程序民主。     

直接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比较分析

直接制民主与代议制民主是西方思想史上两种重要的民主理论,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有诸多不同。代议制民主较之直接制民主,更适于现代社会的实施,具有更大的优势。在当代社会中,代议制民主表现为不同形式特点,各国需结合本国具体国情具体分析。现实情况表明,如果盲目照搬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形式,往往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严重灾难。     

论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民主监督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改革的思想,包含着对改革的反思,孕育着改革重心从经济建设向政治整合的转变。我国政治改革总体可设定为法治为本,自由为先,民主慎行。党内民主与国家民主的性质和界域不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应试行和建立党委常委会的内部制衡、党委全委会的协商民主制、政务类领导干部选举制和党代会听证制度等加强党内民主监督的制度。     

民主政治的忧虑

民初活跃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议会民主政治因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全相背离 ,再加上中国皇权主义思想的深远影响 ,作为激进民主主义思潮产物的议会民主政治不可能走得更远     

抽样民主与代议民主的结合——一种新型的基层民主形式

对于泽国的预算民主，当地实践者和有关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其共同之处是将其归于协商民主的旗下。但是，这种定性并不准确。从泽国预算民主的整个动作过程来看，它是起点的抽样民主与结果的代议民主的结合，是一种既不同于古典直接民主又有异于现代代议民主的基层民主创新，是在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之间开发出来的，两者兼而有之的新的民主形式，是将直接民主的“古典之源”与代议民主的“现代之本”的成功嫁接。     

基层治理笔谈——基层民主：国家建构民主的中国实践

现代化发展必然形成两大发展趋势:一是社会的分化;二是国家的一体化.社会的分化是现代化的内在动力,而国家的一体化是现代化的基本保障.因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将面临一个基本难题:如何将社会分化和国家一体化有机统一起来,并产生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