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上海市不同生育状况“80后”家庭的比较研究

基于复旦大学2012-2013年上海市"80后"大规模抽样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子女数量"80后"家庭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同时受到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的显著影响,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则只受到婚姻冲突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从婚姻满意度向婚姻冲突转移的趋势。子女数量与幸福感并不是线性关系,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最强,二孩群体最低,无孩群体居中。由于二孩群体婚姻冲突的程度显著高于无孩与一孩群体,同时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冲突的影响,导致婚姻冲突显著降低了二孩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独生子女是家庭的“太阳”吗?——广州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生活的比较

家庭是儿童生活和成长的基本社会环境。一个人和家庭生活状况,对于他的身心发展和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生活有什么特点,他们各自的家庭生活有什么不同呢?最近,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抽取各行各业以及学校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独生子女128名与非独生子女315名进行比较研究,就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生活,人格特征,消费状况等方面进行比较。     

“伊斯特林悖论”——究竟什么是幸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通过研究发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的不一致性问题,即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研究显示,在人均GDP较低阶段,GDP的增长使幸福曲线的上升坡度很陡;而到了人均3000至5000美元的水平后,GDP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比例幸福感的增长.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出现了这种“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亦有人将其称之为“幸福—收入之谜”.     

“与工农相结合”是极左吗?

大学生中有个问题,说现在又提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是否又是极左。我们看问题不能看一句话什么时候用过,而要看它的内涵,是不是符合当前的实际。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正确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认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从整体上讲,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采取各种方法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回过头来看,返段时期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是比较好的,但也有缺点,就是对知识分子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和群众相结合强调和引导得不够。我们的引导工作做得不够,反映在高等学校,就是帮助大学生了解群众、了解实际这方面工作做得少,办法也少。前几年刚恢复高考,很多大学生     

代际抚养合作关系中女性家庭权利的嬗变——基于婚姻法中“家”的分析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首次将"家庭成员"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赋予其规范性地位,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有互相帮助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在现实家庭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对未成年子女的代际抚养合作。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在构建家庭关系的过程中刻意消解了传统文化中"家"和家庭成员的"身份"意义,突出"人格化"的行为模式。作为社会概念的"家庭成员"与作为法律概念的"家庭成员"对"帮助抚养"有不同的理解与期待,法律在修订过程中虽然扩大了家庭成员的范围,但是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帮助抚养"权利义务关系构建的"人格"基础,在逻辑上与现实中都无法自洽,使代际抚养合作关系中女性的正当利益诉求被漠视。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观照中国社会家庭现实,重构完整的、彰显身份品格的家庭概念,以促进良好的家庭关系形成与发展。     

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动力机制——基于“婚姻市场”的实践分析

在田野调研的基础上,以婚姻市场理论作为当前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现象的分析框架,深入婚姻市场的构成基础和动力机制,聚焦于婚姻市场的主体和规则。研究发现,女方的婚姻要价是高额彩礼形成的基础性条件,男方的支付动力是高额彩礼之可能的必要条件;社会竞争和阶层配对的动力机制推动并实现了女方要价与男方支付的互动与勾连,从而共同助推北方农村高额彩礼的形成。     

我国学校场域权力关系运作及其后果分析——基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的视角

以福柯的视角,学校可以被看成一个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场域,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又是各种权力关系运作的载体。通过对身体和空间的操纵、层级检查、规范化裁决、考试等手段,规训性权力渗透到学校场域的各个角落,体现在师生的日常互动当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移植了现代社会工业化的管理模式,是现代工具理性的一种体现,造成教育与人关系的异化。     

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视角下执政党组织与党员关系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时代烙印和特点极为鲜明,在适法性、权利救济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但修正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顺应了当代社会的民主法治大潮和人权事业的发展要求,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现行政治体制和法治国家建设具有显著的契合性和适用性。基于"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可以将我国的执政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的服从关系,从而为阐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及执政党组织对违纪党员的惩戒原理和机制等基本命题提供理论支撑。梳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我国的争议和应用,讨论特别权力主体、特别权力对象、制度客体和文化环境等四个要素,有助于理解执政党组织与党员之间"特别权力关系"形成的历史根源和理论依据。对权力、权利、程序、惩戒、救济等五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细化执政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特别权力关系"。     

台湾民主是“真民主”吗?——基于民主理论与经验指标的解释

基于西式民主的定义和评价指标,对台湾地区民主形态和实践进行研究发现,台湾的表现基本符合西式民主的基本逻辑,披上了西式民主的外衣;但同时,台湾尚未统一的政治疆界和身份认同、低下的"政府效能"、西式民主价值和文化的浅层化以及选举的恶质化等,严重拖累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提升。     

“小康”是抬来的吗?

报上曾发过这样一则新闻:昔日被称为“下九流”的抬花轿行当,如今成了河南省武陟县詹西村农民致富的好门路。目前该村在外的花轿队有五十多个,抬花轿者有五百多人,遍布全国二十七个大中城市。过去,詹西村是当地有名的穷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四百元。如今詹西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二千七百六十万元,仅抬花轿一项,一年就可抬回八百万元,农民年人均收入超过一万两千元。詹西村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花轿第一村”,该村亦被焦作市委命名为“小康村”。 看了这则报道,很为詹西村的脱贫致富高兴,真诚地为之成为“小康村”祝贺。可是高兴与祝贺之余,却又有一丝儿不安和隐忧。因为报道的题目是《花轿抬出小康来》,这就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并导出副作用。     

人格畸变会影响“一把手”腐败吗?——基于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

在单一制国家,既定的权力结构决定县域党政“一把手”往往在本辖区内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在享有较多的权力和缺乏有效监督的不对称结构下,“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现象容易发生。对此,文章基于人格畸变的心理视角,来解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为何有的‘一把手’官员的腐败行为以贪腐为主,而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行事专断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差异化腐败现象。文章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后发现,人格畸变与“一把手”腐败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其中,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为明显,“经济寻租”在腐败行为中占比最高可佐证这一观点。其次,人格畸变具有多重、复杂交织特征,各类人格特质的关联性较强,表明由此诱发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再次,“一把手”往往在其首个或第二个任期内落马,表明人格畸变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应纳入任职时间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对今后关于加强“一把手”的廉政教育与监督工作实践,从人格畸变的矫正与预防角度提出了政策上的启示。     

“一把手”的权力与民主集中制

《瞭望新闻周刊》今年第6—7期刊登郭奔胜的文章说,虽然目前各级党委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有所提高,但从全国来看,由于执行民主集中制不过关而导致基层“一把手”腐败犯罪的事情,仍屡有发生。当前部分“一把手”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动力不足,背后有三种情况：一是少数“一把手”不想用民主,主要是怕失去权力寻租空间。从已暴露的案件不难发现,     

资本主义是在与社会主义“趋同”吗?

“趋同论”是西方学者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逐渐“融合”的理论。对“趋同论”需要作专门的研究、分析和批判。本文所涉及的则是国内一些与私有化有关的,即能够成为私有化理论依据的趋同论观点。其中主要是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和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一些论者认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民家中国有经济和股份公司的发展,表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具体来说,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产生了若干集体的、公有的因素”,“国有经济具有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已经出现某些社会主义因素”,甚至具有“某些人类高级社会的特征”。因而有人断言,“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括当代的观点是陈腐的”;     

商品经济与共产主义道德是“二律背反”吗?

前几年,有些人大肆宣扬利己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认为这是强化商品意汉、发展商品经济、实行“观念转化”之必需,不树立这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就不可能改变我国的经济僵化状态,不能准动经济的迅速发展。今天,利己主义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受到了抵制,不再被当做“新观念”加以赞扬了。但是有些同志仍然把发展商品经济与宣传共产书义道德看成是“二律背反”、互不相容的对立物;认为我国既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那就不应该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商品交换总是以利己为目的,而共产主     

论幸福——基于“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解读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根本改善。但还存在很多不幸福的因素,因此,提出寻找幸福的路径:一是幸福要靠自身努力和奋斗去获得;二是帮助别人是幸福;三是对未来的预期乐观、有信心、充满希望也是幸福。     

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基于2019年“中国民众政治心态调查”的分析

基层人大选举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大议题。参与基层人大选举是公民基于整体生活质量、政府工作表现认知的行为选择。考察民众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关系的6579份全国性调查问卷显示:民众政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对基层人大选举参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民众生活满意度在政府满意度和基层人大选举参与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尽管政府满意度高的公民参与基层人大选举的概率更高,但这一差异不完全由政府满意度造成,还受到生活满意度中介效应的影响。为此,要从认知重构、注意力引导以及互动情境营造入手,促进公民的政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转化为其基层人大选举参与行为。     

“临时主干家庭”:城市家庭结构的变动与策略化——基于N市个案资料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N城15个家庭及其成员的观察和访谈,发现了"临时主干家庭"这种新的家庭结构形态。在这种家庭形态中,家庭结构出现了时空分离的现象,家庭结构的选择成为一种家庭策略;而具体的家庭结构的形成反映出了满足个体需求、代际不平衡、女性主导以及"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建构逻辑。     

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基于对福建X镇数据的分析

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结果显示: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对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正向影响显著;相较于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效应更为显著,前两者更多受亲子关系、子女的择偶态度和职业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婚仪民间信仰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显著影响;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信仰知识对女儿信仰信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儿子,父亲信仰知识对子女信仰知识影响的显著性高于母亲。     

幸福与人类的“捉迷藏”

留给孩子太多财富,会剥夺他们自我创业,享受成功的乐趣“幸福”这一古老的命题,近年来成为社会热点,并遭遇“幸福陷阱”、“幸福指数”、“幸福政治”等一轮新概念的轰炸。人们如梦方醒般地重新认识与诠释“幸福”,其中奥妙耐人寻味。穷国比富国幸福?墨西哥《改革报》今年5月26日载文称,据民意机构对69个国家的研究,某些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远比公认的发达国家要好,如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墨西哥、坦桑尼亚等,均有5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非常幸福。而这一比例在德国仅为20％,在法国为31％,在堪称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为36％,在世界“一超”的美国为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