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与中国的"新小说"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受其影响,中国新时期作家就小说的叙事形式进行了策划与探索,尤其重视语言的创造,叙述结构的设置以及强调文本的虚构性,而不顾一切文化和文学成规,对历史或现实进行了.纯审美"的自由建构与创造,实施语言的游戏化,进行文本语言的狂欢.这些小说的创新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创作传统和小说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存在价值.     

欲望的狂欢感觉的盛宴——穆时英的新感觉小说解读

"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是以对传统文学模式的反叛姿态独步中国现代文坛的.他在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中,如乡土题材与都市题材、关注现实与灵魂介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做出了超越性的前卫选择,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审美空间:感觉的盛宴,欲望的狂欢.但因为太过超前远离了人们的审美经验而被置于新文学史的边缘.     

自媒体的后现代叙事及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透视

自媒体与后现代联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这突出体现在:大众以平等姿态进入信息生产,话语权力的分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提出了挑战;网状信息传播结构促进了意见的分享与聚集,"差异"作为价值标准被广泛肯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原则受到冲击;信息内容趋于平面化,形象叙事、微叙事、娱乐叙事乃至虚假叙事掀起了文化消费的狂欢,人们与理性的意义世界相疏远,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产生抵触;自媒体塑造出碎片化的受众,他们的流动性、交往性和开放性使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使社会风险明显加大。     

现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探究

"身体"叙事无论是真实的肉体叙事,还是符号化或话语化的叙事,都对文本的叙事和情节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贯穿在文本内部,涵盖主人公身体,心智变化,并延伸到文本的外部,涉及作者的身心状态和读者身心共鸣。旨在分析"身体"叙事对于勾画人物,深化主题,文本建构的作用,同时,使得读者深刻理解"身体"叙事对于揭示人的主体性和多重社会身份的重要性。     

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策略

数字时代所呈现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等特质深深地改变和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创作和传播模式。智能故事、场景故事、体验故事等新叙事模式强化了叙事感染力与吸引力。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创新面临技术叙事的交互风险导致的情感真空、现代性的审美取向引发的审美抵制、数字平台形成的资本力量隐藏的价值风险等挑战。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应从情感、审美、价值观三方面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结构框架：从技术反噬回归技术反哺,推动数字技术为情感叙事赋能;构建用户需求的叙事取向,驱推用户同一性的创意叙事;破除数据资本的权力宰制,唤醒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从而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新模式。     

“正常”分娩:剖腹产场域中的身体、权力与医疗化

本文检视了剖腹产场域中产妇的身体体验、医疗的风险论述与国家的现代化叙事对分娩方式的重构。研究发现,看似极其个人的分娩选择,实际上与社会的医疗化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关。现代医学通过重新定义分娩的风险,实现了分娩从"假设正常"到"假设异常"的逻辑转换;而国家在剖腹产议题上的政策介入正好与医疗体系形成合力,共同塑造着"正常"分娩的神话。     

“中间物”与鲁迅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本土化特征

鲁迅与西方审美现代性思潮的联系,在当下鲁迅研究中早已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关注鲁迅在审美现代性谱系中与其西方先导的"家族相似性"特征,而忽略了他的特殊性。实际上,鲁迅活跃在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模式对鲁迅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构型作用是十分明显的,我们可以将他的思想界定为中国本土化的审美现代性思想。本文即以鲁迅"中间物"思想为切入点,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主义思维模式是怎样"构型"鲁迅的审美现代性思想的。     

浅论身体美学化转向

立意于后现代主义、视觉文化和消费社会的角度,探讨当下出现的"身体"美学化转向。"身体"取代了传统社会中理性和灵魂的位置而独占鳌头,人们将追求"身体"的美作为衡量幸福的标准,然而对身体的崇拜却脱离不了消费社会经济操作的"名牌"效应,走向标准化和统一化。     

《呼兰河传》的叙事策略探究

萧红以打破成规、自由创作的文体意识向传统小说发出挑战,使《呼兰河传》呈现出异样的风格。而萧红文本所独有的艺术风格又表现于其超前的叙事策略中。《呼兰河传》"散点透视"的场景性结构、第一和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的转换与"越界"、反讽的话语方式等都值得研究。     

翻译小说对西方叙事模式的接受与应变——以《时务报》刊登的侦探小说为例

晚清时期,西方小说的传入不仅带来了新奇的情节内容,更带来了新的叙事模式。作为国人首次译介的五篇侦探小说,译者张坤德的译文中既有对传统写法的保留与固守,同时也有对西方小说叙事模式的接纳和吸收。我们在惊叹翻译小说相对于传统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进步性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在这份"进步"背面所隐藏着的译者依照传统所进行的一系列巧妙应变。     

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试析《路的尽头》中的狂欢化世界

《路的尽头》是美国著名后现代小说家约翰·巴斯进行小说叙事实验的成功典范。小说塑造的内部世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以狂欢化诗学理论为基点,试从小说情节及人物塑造两方面来分析小说内部的狂欢化世界,以及狂欢背后所折射的当时现实世界的普遍意识形态。     

“蚂蚁”、“水煮鱼”——徐则臣“京漂”小说的意象叙事

"蚂蚁"这一意象不仅是徐则臣对"京漂"生活和情感状态的隐喻,也是作家本身曾有过的漂泊感受后的自身认定,这种身体介入式叙事姿态,为时下的底层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创作经验。"水煮鱼"系列意象是对北京这座城市的隐喻。它的魅力在于对"京漂"精神世界的颠覆和期许,但城市物质因素的抵触与干扰不断阻碍着"京漂"们精神上对都市的皈依,在"城与人"的叙事张力中,徐则臣笔下的"京漂们"无一不在城市的边缘无望的游荡。     

后形而上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性"以"元叙事"为其特征,后现代性是对元叙事的颠覆."客观化假定"和"决定论假定"是现代性的两个最基本的哲学原理,黑格尔哲学的叙事是现代性的典型叙事.尼采以一种既"野蛮"又"学术"的方式,通过对真理信念和禁欲理想的谱系考察,拨去了长久以来笼罩在现代思想上的神圣光圈.海德格尔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内在摧毁,将尼采审美理想实现的契机成功地从神话学领域转移至哲学领域.这一切表明,尼采、海德格尔及其后继者力图建构的,是一种新形态的形而上学.由这种形而上学支撑的社会思潮,就叫作后现代主义.     

试论小说《科学怪人》的叙述结构及其意义

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它不但因为科幻主题的先见性而令今人惊叹,更因其独特的叙事技巧而引世人瞩目。在叙事形式上,小说打破了传统的全知者叙事结构,采用了框架故事结构;叙述中还采取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小说中三个"我"的叙述之间过渡自然,以复杂的叙述角度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叙事空间。     

习近平“共同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叙事体系论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价值叙事体系,"共同价值"表明了其在历史必然中应然出场的叙事缘由、超越西方现代性并重构现代性的叙事实质以及坚持意识形态守正与创新的叙事特征。从"共同价值"产生的叙事缘由来看,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一体化进程中,"共同价值"的产生顺应了人类相互连接、共同交往的发展要求,并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与伦理正当性的基础上,指引现代性世界协作共进,证明了其出场的必然性与应然性;从叙事实质上来看,"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现代性体系的虚假性与有害性,重构了"合作共赢"的现代性意识、"平等协商"的现代性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方案;从叙事特征来看,"共同价值"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优势,即在守正科学意识形态基础上,实现了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性创新,解决了意识形态差异与合作发展之间的历史性矛盾。     

西方公共政策叙事研究:述评与展望

受西方社会科学"叙事转向"的影响,公共政策叙事研究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的演进历程,发展出了包括叙事式政策框架在内的一系列理论.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政策叙事的基本内涵、微观结构与动态过程、影响因素、结果变量、作用机理等内容,回顾政策叙事研究的沿革脉络,探讨政策叙事研究的缘起、关键议题与核心,发现政策叙事在揭开公共政策过程"迷纱"、推动政策学习、促进政策扩散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未来公共政策叙事研究需要拓展不同政策领域中的研究,深化公共政策中共识性研究,加强政策叙事与政府治理关系的研究,以及推动中国情境下的本土化研究.     

踩在木棍上的东方芭蕾——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海城高跷

正时间倒回至2014年的塞舌尔维多利亚国际嘉年华,在这异国他乡、全民狂欢、花样繁多的年度盛会上,第一次参加狂欢的海城高跷,代表中国与来自五大洲、26个国家的61支花车巡游队伍同台竞技,最终在"你好""中国最棒""China"的万众高呼中,一举拿下了本届嘉年华的桂冠,以超强的实力超过英国、巴西,征服了8万塞舌尔民众,打破了英国诺丁山连续三年的冠军垄断,捧回了汤姆鲍尔斯黄金奖杯。海城高跷作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代表团,获得文化部表彰,这不仅为祖国、为辽宁赢得了荣誉,也凸显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生命力。     

“美的慢箭”与“淡雅”——中西方审美中存在的同一性

本文通过对尼采之"美的慢箭"与中国传统之"淡雅"进行比较与分析,得出两者无论是在文本范畴内,还是在审美形态视域下,都体现了极大的同一性。"美的慢箭"与"淡雅",作为一对范例,体现出,在中西方审美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差异,也存在着共通之处。     

用女性承载创作“蜕变”的审美诉求——曹禺剧作中两类女性形象的构建

曹禺在创作初期塑造了诸如蘩漪、陈白露等散发着现代气息、充满生命激情的叛逆女性形象,但自《北京人》中温柔善良、美丽贤惠的愫芳开始,曹禺笔下的女性又开始回归传统和古典。两类极端的女性形象承载了作者不同阶段的生命体验和与之不可分割的审美艺术标准,彰显了作者创作"蜕变"的审美诉求。     

青年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机制

基于对38名青年的深度访谈,以价值观产生的个体性和社会性路径为分析框架,探讨青年群体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的产生机制。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产生于个体主观意愿和社会文化结构力量的协同作用,其本质是对工作的价值赋予。年轻人通过理想取向价值观对持续性的工作进行自我合理化;而社会文化通过二元符码的话语叙事创造出典型形象框定工作的"理想价值"。在此框架下,当年轻人能够认可社会文化赋予其工作的理想价值并感知到通过工作可以实现个人价值时,理想取向的工作价值观得以建立和维持,这为引导和保护年轻人的理想取向工作价值观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