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与西北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以甘肃省D乡为例

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调查研究甘肃省D乡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角色认知,发现西北欠发达地区政治文化对现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支撑较为薄弱;在分析农民参与村民自治的政治文化滞后性成因基础上,提出通过推动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增加农民收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实施机制等措施来有效保障该地区村民自治制度的良性运行。     

论能人治理型村庄的政治信任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村落场域中能人治理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客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背景。能人治理对乡村政治信任的构建有着深刻的影响:从村庄公共权力结构的视角看,能人治理型村庄中的阶层博弈易导致治理能人、非治理能人、普通村民之间的政治隔阂和冲突;从村民自治实际运作的视角看,能人在村民自治各环节的主导地位易导致普通民众在村庄治理中被边缘化。能人治理下乡村政治信任构建中出现的问题,与村民自治制度设计的滞后、乡村基层干部的角色冲突、不同村民阶层的实力差异等因素有关。当前,应通过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制度、改革和探索干部考核办法、教育和引导村庄治理能人等途径,加快构建能人治理型村庄和谐政治关系的信任基础。     

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

一、乡土精英治理模式的战略着眼点为了防止产生误解,我们首先有必要对"乡土精英治理模式"这个概念加以某种澄清。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所有现实中的人类社会治理多少都具有精英治理的色彩,包括我们现行的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在内。那么我们在这     

论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自治

实现治理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过程，是社会公共权力重新配置的过程，也是政府与公民关系再调整的过程。而社区治理则是让社区成为公民自治的空间。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公民自治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强行政与弱社区的错位，社区选举制度的不完善，公民参与不足，社区治理制度缺乏，以及公民自治组织发展不充分等。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性思考。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利益分析视角下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冲突及其化解

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严重制约了社区治理效能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社区治理的成效。从利益分析的视角分析发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存在共治困境、共同体困境、文化认同困境等问题,在以实现社区公共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共识基础上,应采取参与式治理、微治理、协同治理等方式化解社区治理主体间利益冲突,最终实现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协调、共存与发展的目标。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对天津市武清区推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个案分析

改革开放后，国家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管理体制，实行村民自治，发展村级民主。在新的体制生成过程中，产生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既是新体制生成的阻力，也可成为发展基层民主的巨大动囚；能否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将对农村全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天津市武清区推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实践分析入手，论述了实行基层民主是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工程，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完善村民自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进一步深化的有效途径。中国农村基层的民主政治实践需要各级政府大力推动。     

社区治理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基于宁波市社区案例研究

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不仅要求政府更有效地履行职能转型,而且要求公民社会积极成长并与政府合作共治。政府职能转型和公民社会成长是关系到社区得以有效治理和长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基于宁波市的社区案例,分别从以需求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的服务供给模式,多元合作治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的介入等三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宁波市的社区治理实践既表明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和可能方式,又反映出在合作治理中政府的定位和行为方式,以及社会（主要指社会组织、个体群众等）参与社会管理的途径与方法。社区治理从微观层面对于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积极意义,它体现出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模式。社区治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应以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公民社会为前提,使政府与社会都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并以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为核心。     

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功能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本文从组织规模与类型、组织结构、组织行动等方面对北京市社区治理中社区民间组织参与社区活动情况进行剖析,并结合北京实际,揭示社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总结当前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能力.通过研究发现,社区民间组织既能有效的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交流、活动的公共空间和平台,同时社区民间组织在预防社区矛盾和善治社区等管理方面也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     

农民政治参与的困境与原因探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与广度都有重大突破,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仍然存在着参与需求高但渠道单一并存,参与意识高但参与能力低下并存,政治参与冷漠与参与热情并存和宗族势力、贿选和换届不换人等困境,本文从制度、农民自身素质、传统文化及农村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变化等因素出发分析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原因。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化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

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础单元,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制度化程度直接关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化水平和总体质量.进入新时代,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和完善党对社区治理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作用.同时,构建政府负责下简约高效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通过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机制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社会协同供给,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实现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还要以法治为保障、以科技为支撑,提升和推动社区治理和服务的法治化水平和信息化建设,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改革开放前后农民政治参与的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效度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改革开放前后我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探索农民政治参与发展的脉络,把握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与对策

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农民有序政治参与对新农村建设起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政治参与获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还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此,我们需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推动农民的有序政治参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素养;加快农村体制改革。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和党建创新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今后7年国家改革的总目标,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在城乡基层社区。下面围绕这个主题谈几点思考。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的力作--《中国乡村社区民主政治建设》评价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逐步展开，并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中带有突破性的创举，就是我国乡村出现了村民自治的基层民主政治形式。由黑龙江省委党校季丽新等撰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乡村社区民主政治建设》一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创新性的观点，并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乡村社区民主政治建设理论体系。其特点是：１．观点新颖，创新性强。作者首先充分肯定乡村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在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肯定了村民自治的发展目标。在充分估计到乡村民主政治建设所面临的困难的前提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公约何以有效？——基于制度层级的分析

居民公约何以有效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遵循结构—功能分析路径,搭建制度层级分析框架,将居民公约视为由法律政策层、管理规范层、行动操作层三个制度层级相互作用所构成的规则体系。在该框架指导下,剖析河南省X市Y社区个案发现：居民公约制度层级体系因行动操作层断裂出现行政导向挤压公约自主性空间、参与缺乏引发公约认同感不足、内容宽泛造成公约操作性有限、监督缺位导致公约约束力式微等困境,致使公约悬浮失效。居民公约制度层级耦合能够充分发挥公约功能,提升公约建构自主性、公约主体共识性、公约内容合理性和公约实施可行性,有效激励和约束居民,促使居民公约落地有效。研究发现,居民公约有效的生成逻辑在于建构了激发居民主动性和潜能的制度层级关系,即通过制度层级主体联结、制度层级权力彰显、制度层级领域拓展,实现公约主体角色重塑、公约权力优化配置、公约资源开发整合。     

乡村治理创新——基于永济蒲韩乡村社区的考察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是以蒲州镇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跨越永济市蒲州镇和韩阳镇两大镇级行政区的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学习讨论、企业运营、公益事业为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是一种新的制度创新,代表未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的发展方向。其特点:一是蒲韩镇农业协会是综合社区性合作组织而不是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二是经济合作与公共服务为组织的两大发展主线;三是自下而上与政府支持相结合。蒲韩乡村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农民的需求、乡村精英的引导和良性的组织发展模式及利益激励机制;其发展的外在动力是:市场推动、政府部门的积极引导和非营利组织的扶持与推动。但蒲韩乡村社区发展仍然面临着困境和问题:即政策支持乏力和法律地位缺失,组织制度困境,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关系困境,综合性组织的管理模式和风险承担困境。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取向:国家政策法规支持和组织性质认定,完善制度建设,实现良性发展,明确协会组织与农村两委及地方政府的关系,创新组织管理模式,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政策性与公益性:中部农村的双层治理结构与逻辑

村组两级组织分别建立在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之上,承担着政策性和公益性两种不同的治理功能。村级组织遵循现代公共规则和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和精英吸纳与角色规约机制实现治理;而村民小组主要遵循生活逻辑,通过内化自己人的机制实施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