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理念的形成及其实现——审计责任追究问题之回应

对于审计责任追究,问责理念的提出是以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来强化权力滥用的法律风险;同时,在法律机制上引入行政权的集中和分权治理,并进一步完善我国问责制度,以此构建合理差异的法治社会.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反思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民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重要保障。自2003年＂非典＂之后,我国政坛掀起了一场迅猛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大批问责成果,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却凸显出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必须完善行政问责制度,以确保政府部门及官员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由此建立起廉洁、高效的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政府问责实现了四大转变

从2003年和2008年的一系列责任追究举措上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在"政府问责"方面实现了四个明显的转变.……     

福清:依法依规强化执纪监督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省福清市纪委监察局按照"三转"要求,聚焦主业主责,依法依规强化执纪监督问责。建立完善信访接访电子台帐,实现接访规范、一致、可追踪;自主研发"信访件管理系统"、科技办案案件管理信息系统,拓展"福清市领导干部廉政档案信息系统";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依法依规开展监督工作的能力,加强对党内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加大执纪问责、公开曝光力度,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案件实行"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责任,又倒查追究相关领导责任。今年来,市纪委对11名领导进行责任追究,其     

对建立"问责制"的思考

重庆市通过的《政府部门行政首长 问责暂行办法》,已从7月1日起施行。 《办法》通过18种问责情形和7种追究 责任,对政府行政部门"一把手"及副职 追究其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 责任,小至诫勉、批评,大至停职反省、劝 其辞职等。 重庆市的"问责制"对引导权力的公 正使用具有一些实质性内容,《问责办 法》规定如下行为将被追究责任:效能低 下,执行不力,致使政令不畅的;责任意 识薄弱,致使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对人合 法权益遭受损失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法官惩戒“双轨制”下职业伦理责任的忽视与补善

本轮司法改革对法官惩戒规定了“双轨制”的运行模式,仅对法官违法审判责任的追究才由法官惩戒委员会予以认定,而对于法官违反职业伦理规范行为的惩戒,只是简单地描述了行为的初步表现,而未对职业伦理责任的内容予以实质化,更没有对问责程序和机制予以规范,从而割裂了法官问责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在改革中的缺位。因此,应该对法官职业伦理责任进行补善。一是构建明确、规范的责任体系,二是针对职业伦理责任追究的行政化问题,三是借助平衡计分卡的工具架构,建立法官职业伦理行为的考核评价制度。     

浅议问责制

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使其对权力、责任的监督更具有实效性。确立和推进问责制对加快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笔者就此做一粗浅探讨, 以期讨论。一、问责制的涵义、特点问责制,简而言之,就是责任追究制。适用的领域和对象非常宽泛,只是采用的方式和处罚程度不同而已。这里所指的是行政问责制,她是政治问责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一般划分,政治问责制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异体问责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目前所说问责制是指行政问责。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事后的责任追究,更主要的是监督、督促, 促进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从而成为效率政府,使政府的职责更加明确,工作更加主动。     

“好心”为什么不得“好报”——法人犯罪扫描

以前,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经常遇到这样的困惑——对法人犯罪无法追究。追究个人责任吧,个人以“集体研究”为借口相搪塞,喊冤、叫屈;追究单位责任吧,又没有法律依据;若不追究,又放纵犯罪。司法机关左右为难。1987年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海关法》在我国立法上第一次规定了法人犯罪,此后又陆续颁布了几个决定,为司法机关惩治法人犯罪,特别是惩治法人经济犯     

浅析中西行政问责文化之差异——以几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

近年来蔚然风行的"问责风暴"暴露了我国在推行问责制过程中泛化、滥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浓厚的人治色彩和风暴式的运作使得对行政一方责任的追究充满了恣意和臆断。对比西方法治型、制度型的行政问责,本文不禁追问行政问责之本土嫁接缘何功效迥异?其深层次原因须归结于中西方之于行政问责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论沉淀、国民认知和文化环境。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对政府、责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做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中西行政问责文化背景之差异所在。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制度比较研究

所谓行政问责制度是指各级行政主要责任人在其管辖和服务的主要领域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不能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从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到今年刚刚发生的伊春空难、上海大火,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列公共事件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也提醒着我们,政府在注重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问责制度的建立。     

行政首长问责制的原则探析

建构行政首长问责制度,就是在规范行政首长权力配置的基础上,由问责主体过问其权力运用情况,并对其不当或违法运用权力情况进行追究。作为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行政首长问责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同时也是推进民主政治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试从行政首长问责制的概念界定出发,进而探讨行政首长问责制应遵循的原则问题。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非典”危机中的政府职责考量

处理各种危机或突发性事件，维持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秩序，是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和必备能力。面对此次异常严重的“非典”危机，中国政府表现出富于大局观的形势把握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但也暴露出政府发布疫情信息一度不够及时、缺乏透明度，整体协调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反应机制以及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为此，应加快推进信息公开和政务公开，回应和保障公众的知情诉求；从体制上增强政府对非典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健全政府官员的考核和问责制度，疆化对权力的制约和责任的追究；在充分履行政府职责的同时注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国际交流，建立危机处理国际合作系统，从而促使政府更好地履行职责，完善公共管理体制，提升公共管理能力，体现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的本质要求。     

行政问责是建立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明确提出,国务院及各部门要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绩效管理制度,并明确问责范围,规范问责程序,严格责任追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3月26日《新京报》）新一届中央政府首次将推行行政问责制纳入其工作规则,     

论构建有效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等.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安抚、补救、警示、预防功能,必须确立责任行政理念,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增加责任承担方式,严格行政问责程序,优化行政问责环境.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

通过对重大问责事件(案件)和规范文本两个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与规范层面的种种面相。应当从问责事由、对象、方式、程序、免责事由以及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来重新构建问责制度,同时需要从理论上突破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传统理解。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于我国政府内发的一种自觉,应当成为回应社会诉求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公众舆论监督与行政内部追责相结合,以对外回应性的责任方式为主导的一种机制。     

从个人权利到社会责任——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整体主义解释

造成巨大社会损害的"三鹿"事件及由此催生的《食品安全法》对既有的法观念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以整体主义观念解读,其最根本的变化就是从既有法以个体权利为中心转向以个体对社会责任为中心。作为一种法律责任的社会责任既包括积极的、面向未来的"预设责任",也包括消极的、面向过去的,即对已发生的有害行为制裁的"过去责任"。其本质特性在于:它是所有主体都负有的责任,即是人人负有责任;是所有主体在秩序建构中的责任;是所有主体,即人人都可追究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