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光辉下的民法——以科学发展观为视角

人本主义在民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是民法最初发展的源动力,也是民法最终回归的落脚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与民法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学习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必须以私主体为本位,尊重私权,培育私法文化。     

论中国培育私法理念的必要性

权利本位是权利本位文化的特质。私法理念与权利本位的契合表明培育私法理念有利于权利本位文化的建构。传统中国因不具备私法理念生成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未能孕育以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为基本内涵的私法理念。因此,中国传统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向权利本位文化转型过程中,培育私法理念是非常必要的。     

浅论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私权保障

私权的内涵应该突破民事权利的苑围，作扩大意义的解释．界定为个人权利，即个人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我国传统社会不具备保障私权实现的土壤，改革开放以来．私权文化开始形成：改革实现了利益个别化．为私权文化的形成和私权保障制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催化了权利意识的萌醒：对外开放使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大量进入我国：关注民生、推动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促使私权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     

民法本位新论

民法本位是民法的根本指归.近、现民法本位未变,即都是权利本位、个人本位.个人本位比权利本位更为本原,称其为民为本位,则更确切.可在广义社会法下的经济法和行政法中确定社会本位乃至国家本位.民法本位是民法的出发点,民法价值是民法的归结点,均蕴含并体现在民法基本原则中.     

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行使与民法适用

警察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警察权力的核心是刑事侦查权和社会治安管理权。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警察公民主义"价值观已经渐渐取代以保护国家利益为本位的"警察国家主义",现代法治社会中警察权力的设立旨在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刑事侦查中,警察权力的行使应当在民法的框架内,否则很容易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民法是众法之基,欲治公法必先治私法。人民警察需要学习民法,准确把握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牢固树立权利本位思想。     

民法社会本位再解读:权利为本

20世纪社会化运动以来,民法社会本位得以确立,并在实际上与权利本位相契合。但是,理论与实践中对民法社会本位的定位却出现了偏差,使维护市民私权的民法因其自身系统内的价值定位变迁而异变成为政治国家侵害私权的工具。欲彰显民法维护和实现私权的固有价值属性,需重新解读民法社会本位。     

论我国私法观念的缺失

《民法典》制定的重要基础之一是民法观念的深入普及 ,中国私法观念缺失是一个客观事实。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在方面 ,我国四九年后存在的几个误区和法律建设上存在问题分析 ,找出私法观念缺失原因 ,以便采取措施 ,这是《民法典》制定与作用发挥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之一     

从“民法精神”切入：打开《民法典》的恰当方式

一部上千条的《民法典》绝不是随意凑拢在一起的,而是由一个"真实内核"为逻辑原点和主线贯穿在一起的。这个"真实内核"就是民法精神,《民法典》是民法精神展开的结果。从民法精神切入,《民法典》的成就得失、实施难点以及民法不同于公法的私法特殊性就会凸显出来:民法是人们社会生活经验的记录;私法自治和权利本位主义是承认民法单独立法的理论前提;人格权益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是私权神圣的两大基点;民事权利平等不是公法上的公民权利平等和社会权利在民法上的机械投影;"合意生法律"是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民法基本原则几乎都可以从契约中推演出来。     

论民法上的“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理性人"是传统民法上的"人"的唯一形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单一的"经济理性人"形象存在着的严重内在缺陷与历史局限性逐渐暴露,并与不断进步的社会发展越来越不合拍,改变单一的"经济理性人"形象,以"经济理性人"为形象主导,增加"生态理性人"形象设计,使"生态理性人"成为传统民法上"人"的形象即"经济理性人"形象的合理补充,以实现民法上"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与生态文明社会并存建设的新兴时代的不错选择。"生态理性人"形象设计补充,使得民法对"环境私权"的认可与保护成为一种可能和必要。但无论"人"的形象设计如何发展,动物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成为法律上的有限主体。     

论现代民法的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

民法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理性之人文精神的继承与矫正,自始至终伴随着民法的发展历程,其以关心人的需要,尤其是精神层面的需要;尊重人之为人的价值,特别是人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为出发点。民法的人文精神体现私权神圣与私法自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人文精神强调人性关怀、自由平等的价值,这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准确契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论环境公益权--兼论环境公益诉讼建立之实体权利基础

由于环境法上之权利(权力)的性质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澄清,环境法上的权利(权力)不明晰及其司法实现手段的不足相互作用,使得环境治理缺乏有效的法律规制。因此,应当明确环境公益权的概念,通过环境立法,合理地配置权力和权利,并由此建立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环境法权的可司法化。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诬告陷害罪构成之论辩——以高天虎诬告陷害罪为例

实践中,诬告陷害罪的定罪常以考察被告发人行为定性为前提,但是诬告陷害罪的基础是告发人而非被告发人的行为,被告发人行为定性并非诬告陷害罪的构成要件.只要告发人诬告行为至少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告发人明知其告发的内容存伪,但为使被告发人受到刑事追究仍进行告发,达到情节严重的,告发人即构成诬告陷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