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低碳生活”与“幸福感”

低碳生活是一项符合时代潮流的绿色生活方式。盲目地发展经济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民众舒适度下降等现实问题,导致民众幸福指数下滑。低碳是更先进的生态文明,低碳生活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和谐。低碳减排,不仅是一项口号,更需要大家一起行动。     

广场舞:从集体空间到公共空间

正广场上发生的所有欢快、矛盾、冲突,都构成了中国与中国人独特的公共空间意识与公共领域现状中国著名的广场舞,以其奇葩式的音乐与高分贝的音响,使其似乎成为新型的一种必杀器,携带者中国大妈,大有超越城管之态势,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众人闻风逃散。美媒还以《中国广场舞大妈正慢慢占领地球》为题,报道中国广场舞大妈进行这种古怪的活动受到很多城市居民的敌视。中国大妈突然开始跳舞并非只出     

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探析——基于NVivo的扎根理论分析

老有所养,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也是人口老龄化社会面临的一道必答题。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让老年人安度晚年,是系统性社会工程,更是重大民生工程。目前,学界对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以调查问卷方式居多,但幸福感本身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因此更需要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对其进行深入探索。本文对16位城市老年人进行深度访谈,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对访谈文本进行扎根分析,构建了影响城市老年人幸福感因素的概念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个体、家庭以及政策这三方面,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未来对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保障并促进经济社会稳步发展有所裨益。     

从破碎城市到重整城市：隔离社区、社会分化与城市治理转型

以篱笆、围墙、安全设备为明确标识的隔离社区实质上代表着一种城市空间私有化的生活方式。隔离社区的形成机理可以归纳为：城市公共物品供给压力下的“隔离生成”;市场趋利行为下的“隔离扩张”以及全球化推动下的“隔离蔓延”。隔离社区导致了城市空间分异,这种在居住空间的聚集和隔离也会带来一些不可预见的外部负效应,包括：城市不安全感外溢、城市公共物品消费不均衡、城市空间碎片化、城市社会分化与城市公共政策失败。隔离社区对后工业化社会的城市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必须实现城市治理转型,才可能避免“破碎城市”加剧,走向“重整城市”。     

论城市地下空间所有权的性质

传统理论研究“土地法”,而近些年来,随着对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的深入,各国开始探讨“空间法”.对城市地下空间权利性质的研究,我国学者有不同观点,典型的有“空间利用权说”、“空间基地使用权说”、“空间所有权说”.应该说,城市地下空间所有权具有独立性,是一项独立于土地所有权之外、与土地所有权相关的不动产物权.     

浅谈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机理

犯罪行为是最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程度最高,所以人类最早产生的法律制度就是以对犯罪行为的控制与惩罚作为主要目的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更新、生活的地域性特征变化等,犯罪行为的种类增多、危害性程度加深,于是如何预防犯罪成为最为重要的法律任务和社会任务,而犯罪空间防控是有效与便于执行的应对策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了法学家与法律家的重要担当。     

城市犯罪的移动空间盲区及其综合治理

移动空间的依托——公共交通工具,是城市人的活动发生空间位移时的主要运载体,对其犯罪盲区实施科学的综合治理是防控城市公共交通载体犯罪的有效途径.移动空间是一种很特殊的空间实体,存在许多犯罪盲区的致盲因素.对移动空间盲区实施综合治理,既要注重对所有类型移动空间盲区的共性对策,也要注重不同类型移动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各有侧重.     

空间的生产与城市的权利:理论、应用及其中国意义

列斐伏尔将空间的视角引入城市研究,致力于探索空间、权力、表征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生产的视角赋予社区权力研究以一个载体,能够清晰直观地窥视空间生产背后的政治和权力关系。基于对空间的生产的内在矛盾的分析,列斐伏尔进一步提出城市的权利的主张,即空间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城市居民追求城市权利的过程。为了更好地把握列斐伏尔理论的最新进展,本文系统地回顾了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以及该理论在城市研究领域的应用。论文认为空间生产的理论对中国城市研究提供重要启示,特别是为考察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的土地开发、城市规划、动拆迁和业主维权等研究课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从“边缘人”到“新阶级”？——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活动与中国城市的政治发展

随着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农民工群体的组成结构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第一代农民工日渐淡出社会舞台,新生代农民工正崛然兴起。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与社会转型的＂共时展开＂,极大地增添了城市政治问题的复杂性。新生代农工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抗争活动在受到当前城市政治制约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将重新塑造城市的政治生态。本文尝试从阶级理论和抗争政治的角度,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和政治倾向的基础上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有否可能成为＂城市新阶级＂,并进一步探讨了在＂非阶级＂状况下未来城市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形态及其分流机制。     

从“控制”到“匹配”：城市规模治理的政策反思与施策向路

回顾近年来我国的城市规模治理实践,控制人口规模和控制城市用地规模是最为常见的规模治理政策。然而,仅依靠对人口和用地规模的控制无法实现有效的规模治理。因为城市规模问题不是单纯的人口规模或土地规模问题,规模治理也并非简单地通过政策达到控制的目的。通过对以往“控制”政策的反思和对城市规模的重新认识,将人口密度作为城市规模的核心测定标准,可将城市适度规模重新界定为：在合理的人口密度前提下,其他城市要素的供给数量和结构与人口密度的需求相匹配。未来,促进实现城市合理的人口密度并使人口密度与城市要素间形成一系列的匹配关系,是规模治理最终的施策向路。     

城市空间重组的产业动力机制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形成互动发展的态势。产业的发展、升级与集群导致了城市空间的重组，城市空间的重组又推动了产业形态的变革与创新。产业空间经过“再城市化”或深度城市化，上升为价值更高的城市空间，是产业发展推进城市空间扩展的一条基本路径。结构不断优化和持续升级的产业及其相应的产业组织、空间布局的变化，成为推动城市空间重组和优化的主导力量。     

从“平安城市”到“数字城市”的演进

<正> 核心观点:"平安城市"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先锋产业,从政府资源的统一利用角度来讲,实现各专项职能部门视频监控系统的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是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反过来又会对视频监控系统向平台化、集成化、网络化发展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从而达到技术和应用的良性循环。     

专利授权伦理审查的制度重构——从“科技向善”到“专利向善”的法律安排

伦理审查是专利授权审查的重要环节,旨在克服技术伦理问题向专利审查活动延伸并由专利授权而向市场乃至社会范围扩展的现实挑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使大量饱含伦理争议的技术成果进入专利授权审查流程,因而强化专利申请伦理审查的实践诉求也随之日益凸显。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利益驱动下,却出现了与之相反的“伦理最小化”思潮,使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日渐式微,甚至流于形式,不仅专利授权的公序良俗要求不被重视,专利授权的伦理例外规则也被一再突破。对此,应立足现实需要,结合社会公众的意见反馈,并通过专利授权伦理审查机制的精细化设计与规范化运作予以化解,既要在内容层面上推进伦理原则的具体化和例外标准的动态化,还要在程序层面上实现伦理审查顺位的明确化、标准的体系化与机构的专门化。     

大连:“智慧”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正>一个城市的诱惑力,除了安全,还需要让市民享受生活的美好。而智慧城市涉及到各行各业,不仅要有智慧的理念,更要有可操作、可实施的各种智慧的系统。走在大街上,随时随地可以用WiFi免费上网,还可以通过网络看到各处的视频图像;坐在家里,就能知道楼下的公交车啥时候来……这将是智慧大连带给我们的便利。近年来,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大力开展建设智慧城市的尝试。我国的深圳、上海、武汉、北京也先后发布了自己的"智慧城市宣言",加快推进"智慧     

长沙:从平安城市到智慧型平安城市的跨越

<正>没有平安的长沙,就不可能有发展的长沙,更不会有文明的长沙。智慧长沙建设离不开平安长沙作为基础。近年来,全国平安城市建设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市民和用户正感受到这一工程带来的安全感。今后几年,平安城市将逐渐向智慧城市靠拢。在保证网络覆盖的同时,平安城市将更加注重实战应用和全警应用,利用云技术和智能分析技术,不断提高安全保障的效率,打造智能高效的智慧型平安城市。     

从民商法到经济法:市场经济伦理与法律的同步演进

古典经济学的"自利"假设为市场经济奠定了人性基础,也为市场经济伦理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公平竞争伦理是市场经济伦理观的核心,对自由市场经济伦理的规范作用和约束力予以强化和保障的法律机制主要是近代民商法。进入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后,市场经济伦理观又发展了社会责任伦理,与之相应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以及经济法等社会本位之法由此而生。社会责任伦理中的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责任伦理是对自由市场经济伦理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法律强化和保障机制便是经济法。     

城市房屋地下空间的产权问题探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显现，土地开发利用逐步由地面扩展转移到向地下寻求发展空间。地下空间的产权应该如何确认，产权应该如何登记？是否可以分割？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时下的热点问题，也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