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非理性与现代管理

自科学管理产生以来,理性主义便始终是现代管理根深蒂固的传统.尽管行为科学学派和企业文化管理的崛起以及二战后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经验,使得非理性因素在现代管理中的作用得到彰显,但它们都是在理性管理的框架内,发挥着补充理性管理功能的作用.面向新世纪的现代管理,应当努力实现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平衡协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中国的工作重点应有所不同.     

论思想政治工作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辩证统一

在当前思想政治工作中应正确地处理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关系。过去只重视理性教育的作用,忽视非理性教育的作用,是不正确的。同样,在新形势下一味强调非理性教育的作用,低估理性教育的作用,也是片面的。在思想政治工作创新中,应坚持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对立统一,辩证地认识与处理二者的相互关系。     

意商研究对深化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意义

作为人的心理因素和认知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非理性的重要性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理性是决定性 ,它支配、控制非理性 ,非理性对理性有诱导、补偿和调节作用。因此说 ,理性和非理性是相互依赖的 ,而意商的高低则会清楚地表明理性和非理性的结合程度。     

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问题与“理性化”的政策

理性并不像理性主义所标榜的那样是万能的,它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政策活动中也会导致一些非理性的行为,而且将理性绝对化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对什么是理性,怎样思想和行为才是理性的,其理解和回答很难说就是真正理性的,由此出发的政策决策也很难说是理性的。确立科学合理的议事规则,推动法治基础上的宪政才是“理性化”政策决策的根本,也是中国政策决策“理性化”的必然走向。     

论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矛盾特征

哲学发展历来包含理性和非理性的矛盾,在理性主导下重视非理性也是哲学发展的应有之义,但如果以非理性完全否定与排除理性则是对传统哲学的矫枉过正。可将非理性划分为"一般非理性"和"极端非理性"两种类型。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哲学作为一般非理性虽强调意志或信仰作用,但并不完全排除理性,因而并未构成对传统哲学的颠覆,而尼采哲学作为极端非理性则具有反理性特征,因而构成对传统哲学的颠覆与反叛。认清非理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以及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两种类型,有助于深入认识哲学的演变规律以及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区别。     

科层制和科学管理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意义

韦伯的科层制和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都产生于工业时代,是大型社会组织或企业组织适应大机器生产方式而产生的标准化管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科层制和科学管理思想从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合理性与局限性并存、优点与缺点共生的矛盾统一体.对处于信息时代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其局限性不言而喻,但对于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却具有格外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的企业,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需要充分认识和利用科层制和科学管理的优点,尽可能避免其不足,解决好大型组织固有的"生产体系和组织结构的标准化与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之间日益突出的内在矛盾.     

关于非理性要素的界定

非理性是指在人与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生成的主体认识结构中的动力系统,是以需要为基础、想像等非逻辑思维表现出来的各种非智力意识形式的总和.     

村民选举:理性行为与非理性结果

村民选举是村民之间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 ,由于政治市场固有的内在缺陷及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使得这一过程并没有产生国家与村民所预期的理性结果。因此 ,国家应在宏观上提供矫正这些非理性的结果的机制同时 ,提高村民的公共意识。     

现代科层制组织“目标置换”现象的审视

本文从科层制组织的一个负面效应目标置换现象出发,深入分析了其产生的条件、原因,探讨其对策及对更好地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科层制组织进行思考,以期能克服它的缺点,充分发挥其优点,提高其运作效率。     

生态危机与人的非理性

生态危机是经济和科技的片面发展造成的,也是人类理性和非理性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人的非理性能引发也能化解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应在人的欲望、情感、信念等非理性方面寻求良策。     

非理性研究：公共行政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纵观西方公共行政百年发展的过程，就其方法论而言，理性的线性思维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中，理性只是一种途径，非理性的研究途径也是理解公共行政领域行为的重要方法。非理性的研究方法，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提升公共行政学者的研究品质与研究质量，拓展公共行政研究的新领域，促进公共行政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适应公共行政研究客体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非理性从总体来说是属于社会心理、社会意识的范畴，因此，学界在继续推进非理性研究的同时，要注意从处理好公共行政理性研究与非理性研究之间的关系、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公共行政非理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的结合、加强多学科研究的协作攻关力度和进一步拓展非理性研究的国际视野等方面，着力提升公共行政非理性研究的质量。     

论邪教形成的非理性因素

非理性因素在人的认知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邪教现象的形成与蔓延与非理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角度对邪教的形成给予分析,能够为惩治邪教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和依据。     

知识的限度与决策的理性--兼论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思想

文章通过对全面知识、绝对理性所持有的自信的反思,认为知识与理性是有限度的,对知识与理性过度崇拜,只会带来不利后果.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思想,反映出决策过程中有限理性的价值,以及渐进与"试错"方式的重要作用,这一论断为中国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保证.     

论非理性因素对实践的惯性影响

社会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发展的最基本方式。而非理性因素往往被混淆或者被忽略。研究非理性因素的特点，对于认识其对实践的惯性影响，有着激活与驱动功能，比照功能及调控作用等。     

试论当代行政改革浪潮下的中国行政现代化——一个科层制的视角

西方世界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的改造、置换甚至彻底摒弃.通过对西方行政改革的反思和对中国科层制传统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行政所处的基本阶段是科层制不足;在这一阶段科层制有其适用范围;在合理的适用范围内需完善科层制以实现行政现代化.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范畴,引发出对人类理性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解读的二维结构,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本文认为,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而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才能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论近代科学与智力理性转向规律理性

近代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宗教蒙昧时代向近代社会转型的理性化过程中，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为完美智力的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中造成的。近代科学直接推动了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转变，而智力理性转向规律理性则对近代科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的和谐结合——兼论中国德性社会建设何以可能

关于道德的起源和基础,一直以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声音。道德理性主义者认为道德的基础是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只是一种本能冲动,需用理性对其进行约束;道德情感主义者则认为道德的基础是道德感性,道德理性并不能解决道德上的善恶,只有情感才能彰显人的感性生命与自由本性。但事实上,人是理性和情感交织的对象,既是道德的载体,也是道德的主体。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之间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让道德具有了一种可能之美,让道德之学成为了一种富有动力和韧性的哲学。同时,二者相互统一的辩证关系也为人类道德实践,特别是当下中国德性社会的建设提供了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

20世纪末的 2 0年是中国哲学理性异常活跃的时期。 80年代中国哲学理性关于真理标准、人的主体性、传统文化的命运、传统哲学体系改革、哲学观念更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 ,以及 90年代中国哲学理性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新儒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人学、经济哲学、公共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方面开辟的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生长点 ,为中国的思想解放和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这些研究中 ,中国哲学理性的主要发展趋向和走向 ,即它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四个基本方面 :实践理性的复兴、主体意识的成熟、发展观念的更新、文化精神的重建。这些发展表明 ,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理性正在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范式 ,正在重新为自己定位 ,其共同特征是哲学理性定位的下移 :向生活世界回归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理性化叙事

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叙事艺术问题 ,构成了研究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课题。学界对此向来有不同的认识与理解。当乡土叙事被纳入到现代视角中重新进行结构时 ,即呈现出乡土理念的现代哲学意蕴。从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小说叙事不仅打破了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 ,而且深刻影响了 2 0世纪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民间理性参与乡土叙事的过程 ,是对叙事方式的不断认同与选择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民间理性潜隐于乡土叙事范式 ,使乡土叙事既符合乡土民间的叙事美学要求 ,又呈现出现代叙事学的结构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