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应用强度:技术治理效率悖论的一种新解释——基于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一定能带来治理效能的有效提升。既有的技术限度、技术缺陷、制度供给和应用边界的视角未能充分解释这一效率悖论问题,通过对B市“12345”热线的实践分析,提出应用强度的新解释视角。基层治理可以分为基层政府自主进行的“一阶治理”和上级政府转办基层政府进行的“二阶治理”两个层次,“12345”热线是“二阶治理”的一种实现形式。在常规应用强度下,“12345”热线主要回应“一阶治理”的溢出事务,在基层治理中发挥补充功能;而在高强度应用下,“12345”热线大幅提升了“二阶治理”的回应性,使其吸纳了大量的群众诉求,产生了对“一阶治理”的替代效应,进而导致基层治理的效率损耗,具体表现为高治理成本与事务细碎性的矛盾以及治理压力加大与治理重心上移的悖论。从技术治理应用强度的视角可以发现,通过技术治理增强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进而强化基层政府回应性的治理路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行政管理与基层政府治理自主性之间建立平衡。     

技术重塑治理关系与数字治理“内卷化”——以“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

目前,推动来自数据资源的技术驱动与政府行政体系融合,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数字治理对民众和政府具有双向赋能意义,但需要有效协同数字技术与科层体制之间的关系、平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避免陷入数字治理“内卷化”的困境。以A市“12345”热线驱动市域治理为例,数字治理的“内卷化”生发于数字信息在行政体制内运行的不同阶段。在诉求信息输入阶段,信息传播的跨时空性使群众从逐级传递变为直接面对上级政府,上级政府实现对诉求处理全流程的监督和考核,形塑了去中间化治理主体关系,导致治理内容、数量和成本不断增长,同时基层政府自主治理的空间减少。在诉求信息筛选阶段,现实诉求以简化和标准化的信息形式在热线数字系统中闭环流转,治理实践中诉求解决的情境关系出现脱域。原先可以在治理情境中被识别的不合理诉求和反复提交的诉求,伪装成单一诉求从而突破原有治理结构的抑制,挤占了大量的治理注意力和治理资源,破坏原有的治理传统与治理规则,造成“无理”诉求工单在热线系统中的空转。在诉求信息处理或执行阶段,受到科层压力与信息传递的乘数效应影响,诉求治理的责任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由于压力过载产生目标...     

社会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以宁波市为例

基层协商民主的发育过程事实上就是社会力量纳入治理结构的过程,是社会协同政府治理的手段。宁波市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呈现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特征,在增强决策的合法性,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行政能力等方面体现了治理机效。但政府强力导入下的协商民主模式也显现出了一定的缺陷,即社会发育的欠缺、协商民主的平等性、代表性缺少技术手段支撑等问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和技术手段创新,培育协商主体,发挥社会的能动作用,促使当前以政府为主导的协同治理向以社会为主导的协同治理模式的转变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一线协商·共同缔造”助力基层治理的嘉鱼实践

<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促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根据湖北省委、咸宁市委关于深入开展“协商在一线”工作的指导意见，嘉鱼县委将开展“一线协商·共同缔造”活动作为加强和改进政协工作、发展基层协商民主、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察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活动的重要举措，并纳入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十二五”时期的政府角色新定位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会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行政生态环境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政府治理将会面临新的时代挑战。所以,政府在公共治理中需要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由“财富创造者”向“环境提供者”转变,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治理型政府”转型,由“官本位”向“民本位”回归。实现政府角色新定位,就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要通过“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行政改革明确政府职能定位,通过大部制推进机构整合改革政府机构,通过完善行政管理制度调整政府行为。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相衔接，是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的特色履职活动，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从制度保障上就是增强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制度之间的兼容性和互补性，形成制度执行合力；从议题设置上最根本的在于以利益相关原则设置协商议题，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从平台建设上就是搭建政协组织、政协委员与乡镇街道、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政协协商的优势；把“沉下去”和“请上来”相结合，为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模式和可行路径。     

从“管理”到“治理”看执政理念的深刻变革

“管理”变“治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一大亮点。“管理”与“治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内涵却有巨大差别。治理更强调权威的多元性，强调政府与不同主体如非营利组织、私营机构和个人的合作，强调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治理”是基于广泛协商的“共同意愿”，更能切合实际，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提高治理效能与减轻基层负担——基于对社会管理中“击鼓传花”现象的研究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基层社会管理状态折射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水平。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发包"愈演愈烈,与之而来的是基层社会管理中的"击鼓传花"现象日渐显现,造成上级政府考核问责的泛化、虚化和基层组织开展工作的疲态化、形式化。基层社会管理中"击鼓传花"现象的产生从深层次上缘于地方分权体制的错用,更直接的原因则是属地管理体制的滥用。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减轻基层负担背景下,改进基层社会管理,需要从效率和合法性的价值理性与问题发现和问题处置的工具理性出发,以权责分明、权责对等为基本原则,以制度设计为根本保障,将资源、管理和服务真正下沉到基层,从而提升基层社会管理现代化水平。     

县级政府的事权如何定

上面下条线,下面一根计,县级政府的事权繁多,在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中要抓住县级政府当 前突出的主要问题加以解决。抓住了突出的主要问题就是抓住了县级政府事权如何定的“牛鼻子”。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逻辑与基层政权转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囿于国家治理视角相对抽象化与社会治理视角相对表层化的局限,基层治理视角理应回归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然逻辑。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自主实践,乡村治理共同体实践样态体现为目标一致的公共事务、“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和责权利一体的分类治理。该实践基于“行政激活自治”机制,通过利益关联、责任网络与动员结构构建,实现自治动力激活、自治能力提升与自治行动促成,保证乡村治理共同体有效运转。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基层政权的重心下沉、组织嵌入与权威嵌入,形成“嵌入型政权”,而从“悬浮型政权”向“嵌入型政权”转型,蕴含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增强了基层治理韧性。     

协商民主与构建和谐社会

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形态,有利于公民利益表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公共治理。发展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是加强和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发展基层民主,完善社会自治,重塑行政文化,培育政府协商精神,加强公民教育和增强公民的主体参与意识。     

落实先要“落地”

基层是事业的基础,也是贯彻落实上级指示精神的末端。上级的指示精神能否在基层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关键的第一步,要看基层能不能让它及时准确地“落地”。“落地”,其本质就是具体化。上级的指示精神只是原则和方向,不可能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的具体情况都照顾到。基层应该把上级的共性要求与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把上级的指示变为可操作的措施,把上级的要     

基层政府编外用人的行动逻辑与优化研究——一个“二重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

在我国政府组织体系中,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编外人员之间存在着二重委托-代理关系。在科层制控制日趋强化的背景之下,编外用人是基层政府主动进行组织调试、创造忠实履职条件以维持稳定委托-代理关系的行动选择之一。同时,编外人员管理的"弱约束"和编外人员忠实履职条件的"弱支持"的同存共生,使得基层编外人员"谋利"和"避责"倾向难以得到有效控制,进而对基层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文章认为,应通过规范事权下移过程、动态调整基层编制来缓解基层政府中的人-事矛盾和权-责矛盾,采取严格录用、优化薪酬、增强培训和考核等方式规范编外人员管理,进而发挥编外用人对基层政府运行的积极意义。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基层政府“不便回应”现象的生成与治理

基层政府回应的被动性、随意性、模糊性等做法，明显暴露了行政决策的偏好问题。政务公开是政府回应的基本原则，当基层政府不愿公开信息、不想多回应时，多以“不便回应”为由进行搪塞，并表现出滥化的趋势。“不便回应”现象主要表现为案例细节压缩性公开、拒绝媒体跟踪采访、遇到问题兜圈子、处理结果成谜等做法。溯其缘由，与思想认识不够深刻、工作开展不够周到、互动渠道不够顺畅、群众评价不够重视有关。这一现象将一定程度地降低基层政府公信力，诱发网络谣言的传播，疏远干群之间的距离。强化基层政府“不便回应”现象的治理，需要从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官民互动、民意参照等方面做出跟进，以实现基层政府回应有效的目的。     

在“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下的基层政府回应逻辑北大核心

回应性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属性,解析政府回应的运作逻辑是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增进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基层政府回应行为经常处于“关注”与“应付”之间,注意力分配视角对此提供了有力解释。基层政府遵循权威、利益、避责相结合的注意力分配逻辑,并与上级注意力、官员注意力、媒体注意力、群众注意力交织互动,由此形成注意力分配互塑机制。在此逻辑与机制的作用下,基层政府呈现了特征鲜明且治理效果各异的四种回应模式,即运动型回应、应对型回应、自主型回应、常规型回应。基层政府应以人民群众的真正需要作为回应基准,合理运用注意力分配的逻辑与机制,更加注重回应强度的权责一致、回应内容的匹配有效、回应速度的及时合理。     

基层协商推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机理考察与优化路径——以贵州凤冈县“四直为民”模式为例

立体多向互动是基层协商民主的生命力,协商民主贯彻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表现为一个上下关系互联、内外体制多向互动的治理现代化过程。凤冈县"四直为民"作为一项在县域范围内推行的基层协商实践,其治理机制的上行、平行和下行三种途径符合协商型地方治理的目标,其基本结构、方式和效果体现承接上级要求和回应社会需求的任务,满足联结上下关系和打通内外体制的要素。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四直为民"基层协商为代表的地方治理现代化实践意味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党内民主向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道路迈出了坚实步伐。"四直为民"治理模式的制度化和长期化运行,需要汇入县域作为地方治理现代化自变量的观察要素,嵌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转换使命,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以及融入基层社会秩序重塑碎片化治理的稳定命题。     

关于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研究报告——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也在经历着国家角色和政府改革的变化,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的崛起,这些变化已经或者正在改变传统的政治管理格局,治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如,中国的基层治理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民主范式,其运行的主体、对象、过程以及目标等与治理理论有着惊人的共同价值取向.因此,本文以成都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为个案,分析研究了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内在联系,说明协商民主其实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将会更加广泛地运用到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基层治理之中,充分发挥其有效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