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特征、任期与预算政策制定--基于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官员特征与任期对其财务管理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论文以中国省级政府为研究对象,主要关注省主政官员的更替、任期和年龄对政府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2007年我国建立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基于此,该研究收集了2008—2019年全国30个省份108位省长、90位省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官员特征和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受到不同时期晋升激励的差异性影响,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影响不同。省委书记的更替、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正向影响,省长的任期对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存入规模存在负向影响。论文拓展了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分析视角,不仅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对预算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也剖析了政府官员不同时期的政策偏好及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论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官员特征与任期是解释我国预算政策制定方向变化的重要变量,为我国进一步完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制度和干部人事任用制度提供了路径启示。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基准刑调节方法实证研究

我国《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的基准刑调节方法中的调节程式和调节幅度模式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调节程式中,复合模式的连乘法,使得基准刑处于不停变动中,隔断了一般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直接作用,弱化了"修正构成情节"的减轻幅度。调节幅度模式中,"比例固定"模式的调节比例固定,但其调节数值却随着量刑起点和刑罚增量的变动而变动。复合模式和"比例固定"模式是否与司法实践中的量刑规律一致,需要通过实证研究予以论证。通过盗窃罪的司法数据可以证明,调节程式中复合模式并不比单一模式优越,所以应当排除复合模式的适用,而选择单一模式。同样,通过盗窃罪的司法数据证实,调节幅度模式中,纯粹的"比例固定"模式不可能实现;"部分比例固定、部分数值固定"的"准比例固定"模式已经取代了纯粹的"比例固定"模式;"准比例固定"模式和"数值固定"模式应当处于并存状态。     

论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区域调节

在经济法学界已有的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概念之外,首次提出了区域调节的概念,论证了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调节的必要性,并对一国内区域调节的主体、客体以及这种调节方式的特殊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阐述。     

政策工具视角下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协同研究

以京津冀三省市2003-2020年间的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为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从政策工具和政策力度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政策量化标准、政策文本编码、构建政策协同测度模型,并从内外部两个方面考察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的协同情况。结果显示,在京津冀科技人才引进政策中,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并不均衡;各类政策工具的内部及政策工具间协同随着时间变化有所提升,且具有明显相同的阶段特征。为此,需进一步加强政策的实施力度与部门合作,在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的同时推进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强化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以充分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实现政策目标。     

论宏观经济法中产业调节法理论及体系的完善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加速 ,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 ,是我国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鉴于我国产业调节法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 ,必须加强立法研究 ,建立、完善我国产业调节法的法律体系。     

论国际化市场的多元调节机制及其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从自由市场到社会化市场,再到国际化市场,引起了市场调节机制和法律的相应演变,即由单纯依靠民商法作为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发展到出现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的法律保障,再到产生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调节的法律保障。国际化市场需要多元化的调节机制,即除了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各国的国家调节外,还有国际社会的共同调节。国际经济法是基于市场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     

论市场经济发展三阶段及其法律保护体系

市场经济从其形成至今,已出现三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人们通常称之为“现代市场经济”）、国际化市场经济。市场及调节机制的发展引起法律同步演变。民商法是市场调节的基本法律保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经济法适应国家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它是国家调节的基本法律保障,国际调节的基本法律是国际经济法,它同国际民商法、各内国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相协调,维护国际化市场经济秩序。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推动整个法律体系的变革,２１世纪将是人类社会法律进一步国际化、全球化的世纪     

论我国的商事信用调节机制

当前我国商事信用危机的加剧 ,造成了市场秩序的空前混乱 ,商事主体的信用缺失使交易风险更加明显。建立和健全商事信用调节机制、维护稳定的信用环境已经迫在眉睫。商事信用调节机制是在整合伦理道德和经济学有关信用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多维的制度性要求。商法的商事主体制度和商事行为制度为我们探索商事信用调节机制提供了一条基本的路径 ,即为了体现商法维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理念 ,我们必须从市场准入、商事交易和退出市场的全过程来构建商事信用的调节机制     

国际调节与国际经济法学科理论新视角

伴随市场国际化产生国际调节机制。国际调节同市场调节、各国的国家调节互相配合、制约 ,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国际市场调节机制体系。国际调节需要相应的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这种规范国际调节、调整国际经济调节关系的法律 ,即为国际经济法。国内外国际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 ,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他们把平等主体间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即商事关系也纳入进去 ,是一种大国际经济法观点。大国际经济法观点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以WTO为代表的国际调节及其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将促使人们对传统国际经济法理论作反思 ,并在国际经济调节及其立法的基点上重构国际经济法学科理论体系。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 要注重效率的道德调节

在经济发展中，效率有三种调节：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靠一只无形的手来支配着资源的配置；第二种调节是政府调节，靠政策、法律、法规来调节作用，这是一只有形的手；第三种调节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论社会化契约的调节——浅析国家经济调节方式

社会化契约的出现使得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建立起阻止国家的政治权力对经济领域进行随意干涉的理论屏障。但是在法律实践操作中,政府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仍然十分显著,这种危险应当运用法律来控制——继续坚持、完善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统一;发挥国际性调节在世界经济法发展中的作用,实现"和谐"的共同发展。     

论三种金融形态和商业银行立法的任务

<正>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是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金融形态转变为市场调节的金融形态。在改革的现阶段如何评价目前的金融形态?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我国的金融经济正处于:既不是传统的计划调节,也不是西方的市场调节,而是“三种调节”手段并存的过渡时期。所谓三种调节是指:“权力调节”、“关系调节”和“市场调节”。     

国家调节:经济法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

逻辑起点的科学界定对经济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说国家调节是经济法的逻辑起点,理由在于,国家调节是经济法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起始范畴,它包含经济法研究对象一切矛盾萌芽的规定性,从国家调节可推演出经济法理论体系逻辑结构的其他范畴、命题,它是经济法历史起点的反映,符合经济法发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     

越轨同伴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个体调节因素研究进展

对越轨同伴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个体调节因素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实证研究显示,多种个体心理、生物因素会调节交往越轨同伴和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需要拓展调节因素的考察范围,加强对各影响因素的综合考察,更多探索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调节因素。     

国家调节说的经济法体系之国际适用性研究——以日本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与经济法理论为例

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为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日本对经济实施了市场规制、宏观调控、国家投资经营三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并相应制定了三种类型的经济法律法规对其予以规范和保障。日本国家的经济调节职能及经济法立法的实践表明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与日本国家经济调节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国家调节说为经济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基准,日本的现状证明了国家调节说对于构建经济法体系的国际适用性。     

论宣传主体与客体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互动运行

宣传思想工作作为一种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传播性活动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导向性。宣传思想工作过程中宣传者与受传者的相互运行状况和效果是一关键性环节,因此分析这二者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其根源,并有效地进行调节尤其重要,这种调节方式不仅包括自动调节,也包括社会调节。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边境调节措施:新型的贸易壁垒

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避免碳泄漏的发生,近年来美国国会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案均规定了边境调节措施。边境调节措施的基本制度包含适用的国家、适用的产品和计价方法等。边境调节措施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WTO的关税制度、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在国际层面上,我国可以向WTO提起诉讼。如果美国援引GATT第20条一般例外条款进行辩护,我们可以通过证明边境调节措施不符合该条序言的规定来应对。在国内,我国应选择合适时机开征碳税。     

利益分配的国家调节——论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

国家调节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导致的利益分配失衡现象的救济与矫正,是国家介入利益分配领域后,对市场初次分配格局中存在的缺陷的补救,是在市场分配基础上的再分配。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本质属性在于国家调节,是对利益进行的再分配。以利益分配与国家调节之间关系的探究为基础,对经济法再分配功能的内涵与意义加以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法的功能,并运用经济法的再分配功能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科学发展观:当代中国经济法良法观之核心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国家调节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经济社会职能。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战略思想,它同经济法的应然价值、理念和功能是一致的,应当成为经济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是经济法良法观的核心内容。经济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民众权利,对国家调节权力予以严格规制。经济法不仅关注经济效率,也关注社会公平。经济法应充分运用其权利调整和再分配功能,通过国家调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实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经济法应当、也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解决好当前中国存在的诸如收入分配制度、“三农”问题、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乃至医疗、教育等各种突出社会问题。经济法在作出重大社会贡献的同时也将使自己不断发展完善,成为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