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

随着食品安全事件的不断发生,食品安全犯罪严重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引起了社会关注.尽管我国现行刑法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仍有所缺陷.因此,加快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有利于更好地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研究

食品安全犯罪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权.面对我国逐步突显的食品安全问题,国家在刑事立法上做出了相应的反应.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在定罪上呈现出犯罪化,在制刑上呈现出重刑化.我们在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过程中必须以“宽严相济”为指导思想,以保障人权原则、预防性原则、协调性原则、科学原则作为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     

两岸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研究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而危害后果不确定,极易引起普遍的焦虑与不安。通过对海峡两岸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比较,以台湾地区相关刑事立法为参照,在反思大陆现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立法的基础上,主张大陆食品安全犯罪在立法模式上应由单轨制转向双轨制;在刑事立法政策上,应由厉而不严转向罪密刑缓;在严密法网方面,不应寄希望于通过兜底性条款来填补法网漏洞;在罪名体系构建方面,应当注意现行刑法内相关犯罪间的关联性(竞合或牵连关系),避免立法过剩;在调整刑罚结构方面,应取消死刑配置、为罚金刑设定相对明确的数额界限,保留罚金刑选择适用的空间。     

论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当前司法实践中,审理食品安全犯罪存在着”以危害手段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判断罪名”,追求”以重罪重刑制裁”的倾向.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过程中应该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法规范中把握”宽”与”严”的要素；依据”主观恶性强弱”、“不安全隐患的程度”、“主观与客观的综合表现”以及“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确定宽严的尺度.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政策的任务有所偏重,但最终都应该坚守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问题——以我国《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食品安全,而食品安全主要是指食品的质量安全。我国《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规定经历了三个阶段:单行刑法、1997年《刑法》和《刑法修正案(八)》,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织造了严密法网,遏制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势头。《食品安全法》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基本法,对于规制食品安全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来看,《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在保护对象和规制环节上存在不一致的地方,食品安全行政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界限也不明确。《刑法》应当与《食品安全法》实现有效地对接,从而构建起食品安全的坚固防线。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中俄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之比较

中俄两国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在构成要件、犯罪既遂标准以及处罚等方面有所不同,两国刑法典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各具特色。俄罗斯刑法典将该类犯罪归类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其规制行为内容多、规制目标广的做法更有利于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其量刑情节设置具体、细腻的做法也有参考价值;罚金刑的设置方式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罪名体系考

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不仅包括生产、销售问题食品的行为,而且还包括非法生产、销售违禁原料的行为、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非法广告的行为以及相关监管主体的渎职行为。针对这些行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相应的罪名,形成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体系。但是,学界目前对这一体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有鉴于此,有必要全面梳理我国《刑法》中与危害食品犯罪相关的罪名,分析这些罪名之间的关系,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之罪名体系的理解与适用。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反思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社会和谐,然而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使得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相关规定得以完善,但是较之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还不够完善。进一步完善刑法规制,要处理好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刑法修正案和刑法解释以及完善旧罪与增设新罪等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保持刑法分则体系总体的稳定性、增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拟制规定、修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罪状表述、增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可操作性以及实现刑罚处罚行政处罚有效衔接。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治理的政策性检视

从近年来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治理的状况来看,该领域刑事政策的执行效果不尽理想。立法层面偏向于"最严厉的惩罚"与司法层面倾向于"最严密的监管"的状况,未能充分考虑刑事政策的要求而有相互错位的嫌疑,导致立法偏于粗疏、加重其刑的司法效果欠佳等问题较为突出。鉴于此,从刑事政策角度审视深化改革食品安全工作,立法上应当优先构建严密的犯罪网络,而司法层面则应推动办案规则创新等。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论现代法治精神

推进法治进程，建设法治国家，弘扬法治精神至关重要；法治精神是社会主体对法以及法治的理性认知和价值确信，是法治价值观；它是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律素质、法律信仰等的集合形态，是法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源泉．也是尊崇法治和尊重法律权威的一种理性的精神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弘扬以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公正为核心的法治精神。弘扬法治精神，推进法治进程要注重转变法治教育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制约机制和法治良性反馈机制。     

中国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研究

粮食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发展国民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物质基础。为维护粮食安全,中国必须采取、完善包括技术、经济、行政、法律等多方面的保障手段和措施。基于此,中国必须针对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目前所存缺陷,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第一,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及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工作,加强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理论研究,切实把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第二,重新定位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指导思想,将科学发展观与粮食安全观彻底贯彻于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中;第三,恰当确定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目标,合理界定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原则,优化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框架;第四,抓紧制定与完善粮食安全立法规划,集合中央与地方力量建立健全粮食安全国内法保障;第五,严格粮食安全行政执法,加强粮食安全行政执法监督,确保粮食安全法律制度得以正确实施。     

论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

超越既有学术观点,在主客体二元互动关系中厘清法治中国的科学含义是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的首要前提。主体维度的法治中国涵摄了主体的法治自觉、自信、自立与自强;客体维度的法治中国聚焦于从依法治权与依法维权的二元对立转向互信、和谐的权利与权力关系模式与治理格局,致力于构建友爱的党民关系、友善的政民关系和友好的法民关系;在时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是中国模式的历史养成与现实创新的统一;在空间维度上,法治中国旨在谋求中国在全球的法治话语权、法治治理权、法治管理权和法治发展权。     

警察处置违法犯罪面临风险与执法安全研究

警察作为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不可避免地会遭受可知的与不可预见、确定的与不可确定的风险。警察职业本身就是高风险职业,执法面临的风险是其本身所具有的,要执法就有危险,要求警察具备较高的风险意识和风险应对能力,最大限度避免民警伤亡的发生,降低警察职业风险,确保警察执法安全。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要动因

中国法治建设必须结合本土的法治资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道路的根本保证,人民民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目标,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法治道路的基础,三者同时也是中国法治道路发展的动力源泉。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法治中国的科学内涵

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最终目标,但究竟何为法治中国却是一个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厘清何为法治中国的内涵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依据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和“中国”的内涵以及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关系理论可知,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完成后的结果,是指在整个中国领域范围内,法治成为一种全社会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一种全民的信仰,并且形成和表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一种良性法律秩序的现实状态.     

法治·德治·公安

道德与人类俱来。道德与法律从来密切。法律的独立与疏远道德。"道德赤字"时代,新世纪呼唤道德。亟需道德价值观补课,达到五项共识。德与法均衡发展,使法律的权威建立在人民自觉的基础上。中国走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德治工程时不我待。公安法制应与公安道德相结合,公安工作具有道德性,道德预防是公安预防的主要防线,公安道德是公安软实力。公安立法、执法、守法都要坚持伦理原则,应以德建警。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法治化探讨

法治化是评价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指标.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或者违反职责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主体、工作机制和采取的侦查措施等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职务犯罪侦查的法治化建设,应当包括侦查主体的专业化、工作机制的一体化和侦查措施的技术化,并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     

集中是发展方向 散在为存在形态——论经济犯罪立法模式之抉择

经济犯罪立法模式之所以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我国20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经济犯罪发展态势和刑事立法内容的特点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