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研究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是指通过程序立法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权的行使,但是在程序立法的过程中,存在着中央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缺失以及地方文件中调整范围不明确,概念不统一等问题;通过杭州市的两个案例来说明重大行政决策作出过程中还存在公众参与弱,专家咨询形式化等问题,应该通过立法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前的确认程序,决策中的法定程序以及决策后的监督程序来保障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立法实践分析

近年来,我国地方层面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立法与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中央层面的立法显得较为滞后。及时、全面地梳理地方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文本,归纳、分析其中的积极经验与不足,对完善我国的政府决策体制、机制,对中央层面适时出台行政决策领域的立法具有重要作用与积极意义。     

论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的目的在于弥补政府独立决策的理性不足,促进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化.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链条中的一个独立子系统,专家论证制度应当由专业的、中立的第三方对已起草完毕的初步决策方案展开论证.在实践中,该项程序制度经常会走向错位,容易同专家座谈、专家参与等相混淆,导致其价值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这就需要从如何选择“专家”、专家怎样“论证”以及论证有何“效果”这三个层面来对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制度展开设计.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法治化限定

现有地方政府规章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的规定,不仅存有差异,甚而相互冲突,加之过于原则与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其纠偏路径在于,应该在制定地方政府规章时规定行政决策涉及的资金达到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适度的具体比值,而不是直接规定行政决策涉及资金的具体数值;对基本权利的界定应以宪法文本为标准,但有必要对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作一种体系化的诠释。所以,应按照法治的基本精神,将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范围限定为:当行政决策是具体行政行为时,其涉及的资金达到本级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适当比例时就是重大行政决策;当行政决策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只要其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就属于重大行政决策。前者从数量的角度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限定是数学理性影响下法律形式化的必然要求;后者从基本权利的角度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限定是权利作为法的基石范畴的应然要求。     

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

行政过程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一道,肇端于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民主制重心由“议会民主”转向“行政民主”以及由“民主下的行政”转向“行政中的民主”这一理念和实践的嬗变过程,并继续从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理论”中获得更多的民主正当性基础.基于行政过程论和公众参与论视角,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具有行政性、决策性和审议性等要素特征,与一般行政过程信息公开相比,其具有法律依据多元、公开动力与方式不同、公开深度与策略不同等特殊性,且在促进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保障公众参与决策的深度与实效性等方面具有独特功能.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信息公开包括决策启动、决策方案的拟定及征求意见、论证评估、审议讨论决定等阶段的信息公开.其不予公开的范围,可从法律明文规定和比例原则两个视角进行界定.     

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构建思路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国务院正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条例这一背景下,本文从行政法角度,对有关重大决策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地方性为主,中央缺失这一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构建制度的体系化、加快程序的法定化、追究责任的规范化、完善相应的配套化的构建思路.     

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事由的偏离和矫正——以决策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控制为中心

在重大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中,以控制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为目标的事由最为严密,但存在对权过责相适应、激励兼容和恰当回应民意等责任设定原则的偏离。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存在冗余和形式主义,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和决策责任绑定诱发了对评估的操纵,决策执行中的追责机制容易刺激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博弈,结果归责的责任倒查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对此,必须限缩决策前置程序中的追责事由,在对决策者的责任追究中避免将程序性和实体性义务相混淆,在决策执行阶段区分执行者和决策者的责任,慎用结果归责并为追责对象提供足够的免责抗辩理由。     

重大行政决策目录制度的问题与应对——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3条第3款为对象

《重大行政程序暂行条例》中规定的目录制度发端于地方,目的在于提供固定化、差别化、动态化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其虽在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缺陷的弥补上大有助益,但依然存有性质不清、权限分散、标准模糊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其予以规范化布置。对此,首先应当将目录界定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并以此为基础,从制定《重大行政决策目录管理办法》入手,为制定目录出具总则化规范,提供包括公众参与、说明理由在内的程序性规范、以及明确目录制定主体的实体性规范。其次,应当以《行政诉讼法》第53条为依据,允许行政相对人以目录为对象提起附带性审查,从而督促目录制定者扩大目录容量,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论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的权利救济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对重大行政决策采用范畴列举而非内涵界定的立法模式未能解决何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难题,概念界定的模糊性与责任追究的明确要求凸显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受制于权利救济立法规范的不足,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法律责任追究中受损的权利难以依据既有的立法规范获得所需的法律救济,需要完善权利救济立法规范,提供契合法治要求的权利救济立法依据,实现对重大行政决策不作为责任追究中受损权利的法律救济。     

论规划裁量及其界限——基于与一般行政裁量相比较的思考

伴随着“规划行政”时代的到来，德国从行政裁量基础上发展出了“规划裁量”这一概念。它有自己独特的法律个性而与行政裁量有“质”的差别．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规划法“目的——手段’’模式的规范构造特性。由于规划未来性和规划法规范构造等多方面的原因，规划裁量重在法律的实现，而不是法律的执行，法治主义有“空洞化”的危险。把握规划裁量的界限可以从合法性、必要性、规划统一性和利益衡量等方面进行考量。     

论行政犯的相对性及其立法问题

行政犯是客观存在的法律现象,它与刑事犯之间的区别,既有绝对性,也有相对性。刑事犯具有刑法评价直接性的特点,而行政犯则具有间接性。行政犯内部存在一定的层次差异,可以做典型的行政犯、次典型的行政犯和不典型的行政犯的划分。对行政犯的刑事立法,应当采用集中与分散相协调、统一与明示相结合的模式,必须贯彻积极介入和适度介入的立法原则。     

论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及其监督

正当性构成行政程序的价值基础,现代行政法治对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正当性也应是司法审查的重要标准,法院要科学把握行政程序的审查强度,在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同时,保持适度的谦抑与克制。     

《全宋词》虞俦小传订补

南宋名臣、文学家虞俦,<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虞俦小传因属草创,故甚简略,且有讹误,兹予订补.     

行政决策视角中的政府改革和行政能力建设

决策视角中的政府改革和行政能力建设,必须多元联动,系统推进。     

论执行罚的数额及其法律规范

以＂天价滞纳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天价执行罚＂在行政强制法制化的进程中广受诟病,＂天价执行罚＂的产生主要源于法律对执行罚的数额规范不够明确甚至缺失。国家用规章尤其是用人大立法的形式对执行罚的数额作出明确规范具有积极意义。     

行政法案例的范畴及价值研究

行政法案例是指发生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由行政法的适用行为引起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被封存的那些案件。其对行政法治实践而言,具有厘清行政法关系、选择行政立法进路、对行政法适用提供参照和整合行政法实现的价值。对行政法学科体系而言,具有决定行政法学科体系宽度、深度、厚度和硬度的作用。行政法案例的主要类型是:作为行政判例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赔偿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复议的行政法案例;作为权力机关监督个体的行政法案例;作为公务员纪律处分的行政法案例;作为行政处理的行政法案例。     

论社区矫正立法与确立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地位

2010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提出了“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首先,在法律中出现“社区矫正”的字样,将逐步消除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认识;其次,通过社区矫正立法,对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进行科学合理的权力划分,将促进刑事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进一步优化刑事法律制度。第三,通过国家立法途径,不断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机构人员和制度建设,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     

论地方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及其法制化

权力清单本质上是对行政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权能的细化、整合和集中,它进一步明确了行政权的范围并将政府权力置于阳光下,具有控制和规范行政权的作用和价值。在当下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推行过程中,存在着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不主动、不积极,权力清单的内容不完整、不客观以及不合法等问题。必须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予以法制化,这是稳步推进权力清单制度顺利推行的需要,是确保权力清单内容合法性的需要,也是保证权力清单内容得以顺利实现的需要。要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制度进行明确规定,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对权力清单的内容及其制定程序予以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