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法视角下的企业名称权保护

企业名称是一企业区别其与它企业的重要象征符号，其作为企业信誉的载体是企业的无形财产。本文着重从竞争法的角度，对企业名称专用权进行研究，区分认定侵犯企业名称权的侵权行为和利用企业名称进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明确对企业名称权予以竞争法保护的特殊意义，以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企业名称权。     

论企业名称的冲突及法律调整

企业名称不仅具有人格属性,还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随着这些属性的凸显,与企业名称相关的冲突越来越多.在法律层面,传统的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难以应对这些冲突与矛盾,难以调整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有必要对现行法律及调整方式进行认真检讨,从而使其得到及时的修正和完善.     

公司清算义务人民事责任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9号

指导案例9号指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应当依法在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履行清算义务,不能以其不是实际控制人或者未实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为由,免除清算义务。这一裁判要点意在澄清《公司法解释(二)》第18条规定的公司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和法律责任。不过,其中的法律逻辑并不清晰,效果也颇可质疑。从公司法的理论体系来看,清算义务人的主体范围应按"对公司的管理具有支配性地位/影响"的标准界定为公司董事和控股股东,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无须区别对待。清算义务人的清算义务在法律性质上应为信义义务,其指向对象在公司解散后未终止前仍为公司,但受益人由股东转变为公司债权人。     

通过案例解释法律: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其"编纂案例"具有"比照援引"法律效力的法理学,是认为案例与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解释的两种不同形式。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创办公报发布案例实践编纂案例之初,又提出案例的法律效力为供各级人民法院"借鉴"。2000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公布案例"并建立作为中国司法制度一部分的"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案例的经验及其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表明,公报案例与司法解释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并同时构成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全国法院审判工作的法律工具。     

论识别性标示的竞争法保护

识别性标示是企业及其产品 (服务 )的表征 ,是一种起显示、甄别作用的商业符号 ,承载着商誉 ,是竞争中的优势资源。竞争法保护的基本功能在于防混淆和反淡化。识别性标示竞争法的保护制度具有独特的特色。《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5条存在较多的缺陷 ,亟待完善     

理解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0号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案例10号中认为,审查董事会决议的效力,只需要从形式上看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和决议内容是否分别符合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对该案的具体分析则表明,因为有限公司的特殊性,股东压迫可能通过表面合法的董事会决议表现出来,司法不应对此置之不理。指导案例10号对问题的简单化和表面化处理并不妥当。由于有限公司的人合性特征,有限公司与传统公司法中想象的股份公司有着本质差别,立法和司法都应当对其予以特别对待。     

论知识产权的竞争法保护机制及其完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知识产权的财产价值与社会价值也逐渐为人们所重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还存在法律规范不统一、用词不准确以及某些具体制度缺失等不足,与时代发展和WTO要求仍有一定差距。入世之后,我国应着手清理现有各类法律规定,借鉴国际条约及外国先进立法例,完善商业秘密保护、商标保护以及制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等多项制度,以切实维护知识产权的公平竞争秩序。     

论企业名称，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

案例：曾经有人以“汉正街”作为字号注册了一家企业。管理部门以其侵犯了“汉正街”的无形财产权为由，向工商部门提出撤销请求。此事引起一定关注，焦点是“汉正街”三字能否作为企业字号登记。有的认为，“汉正街”具有丰厚的商业文化内涵，是属于社会公众的无形资产，其商业使用应受严格限制；也有的认为，只要符合《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的形式要件（行政区划、字号、行业或经营特点、组织形式），注册并无不当。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名称、字号是否属于无形资产？如何受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和规制？本文就此；作些探讨。一、企…     

论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

构建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是确保检察机关执法公正、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的司法改革举措。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是司法人员对个案适用法律的具体诠释,是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参照方案,因而不同于判例法,不具有造法功能。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不仅来自于案例本身的说服力,而且基于检察机关上下级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赋予了指导性案例行政性的拘束力。在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中,待决案件与作为样本案例(指导性案例)属于同类,是指导性案例适用的前提与关键。     

指导性案例的法源意义与确认路径——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为研究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由于该规定相关内容的模糊性,产生了两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一是指导性案例与英美法系判例法是否存在相同的裁判逻辑与法律效力,进而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法源意义;二是指导性案例的功能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还是应该重视从法解释学层面去理解。建议以民法解释学为视角对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私法性指导性案例进行梳理和剖析,明确私法性指导性案例具有确认和发现法规则的功能和价值。从"法与法律区别"的自然法观视角,认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所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在我国当代具有私法法源意义。最后,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方面,提出私法性指导性案例确认和发现的法规则的法源地位确认路径和具体建议。     

对最高人民法院20号指导案例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20号指导案例打开了研究若干专利细节问题的大门:(1)当购销行为跨临时保护期时,是适用《专利法》第13条,还是适用第60条,取决于“销售”的完成时间.(2)后续实施行为是否为《专利法》允许,应考虑临时保护制度的目标宗旨.在临时保护期内许诺提供专利产品的售后服务,在专利授权后,能否继续提供售后服务,取决于售后服务是否构成再造.(3)实用新型专利权人放弃其专利权后,能否就弃权前的侵权行为主张权利,取决于主体的诉权是否仍然受保护.(4)如何界定专利善意侵权中的“善意”?在被告提交了合法来源证明并说明产品提供者的情况下,应推定为行为人不知道,除非另有证据证明.     

惯例的法律适用——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的考察

司法中适用惯例,首先需要正确认识惯例的法律属性。本质上,惯例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事实而非法律。惯例虽然可以成为法官据以作出司法裁判的法源,但是,惯例是一种间接法源而非直接法源。所以,惯例必须经过法官的认可才能够转换为"习惯法",成为案件的判决依据。法官适用惯例首先需要识别、认定和审查惯例。惯例的适用范围限于民商事法律领域,在适用中,惯例只能扮演补充国家制定法的角色。不过,在具体案件中,惯例适用的规则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确认的惯例适用规则,对法官适用惯例具有指导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16号)

为依法惩治窝藏、包庇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现就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帮助其逃匿,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窝藏罪定罪处罚。     

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外国人人身保护令的判例研究

对外国人来说,可否向居留国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是他们能否享有基本人权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因为外国人对被关押国的法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了解有限,更难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护这个群体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外国人人身保护令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体现了对宪法的尊重,维护了司法独立,该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严格的推理和缜密逻辑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行政程序中间行为可诉性标准探讨——结合最高法院第69号指导案例的分析

最高法院第69号指导案例形式上提出了行政程序中间行为可诉性的新标准,但该标准并未改变行政行为成熟性的可诉性规则,秉持的仍然是行政程序中间行为原则上不可诉,只有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才可以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实践中纷繁复杂的行政程序中间行为实践样态,需要结合个案把握该指导案例的适用标准,特别是该指导案例裁判要旨中的且字只具有强调意味,不能被其字面逻辑所迷惑,如此才能准确发挥该案例的指导价值。而且,第69号指导案例的实践意义远不仅仅在于明晰行政行为成熟性和可诉性的标准,更深远的价值在于引发诉讼类型化的进一步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法释〔2021〕1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50次会议决定对《最局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作如下修改:将第十二条修改为:“食品检验机构故意出具虚假检验报告,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食品检验机构因过失出具不实检验报告,造成消费者损害,消费者请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之评析

我国立法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以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为辅的涉外民商事合同法律适用原则,但该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自2007年8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弥补了现行立法的不足.该司法解释针对涉外民商事合同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存在异议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通过对该司法解释中特征性履行方法和外国法的查明等靓点的分析,认为该规定在支配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效力、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禁止法律规避之规定、保护弱方当事人利益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加以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深化“分调裁审”机制改革的意见(法发〔2020〕8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要求,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等部署。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Reasonableness and the Law: the Simon Case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Argentina

In the Simón case, decided in June 2005, the ArgentineSupreme Court held unlawful the application of amnesties to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e Court relied heavily on the Conventionon the Non-Applicability of Statutory Limitations to War Crimes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ratified in 2003 by Argentina.In so doing, however, it ignored significant constitutionalconstraints that give priority to the right not to be judgedby an ex post facto law. The other arguments provided by theCourt also fail to respect the Argentine constitutional order.Thus, notwithstanding the laudable aim of preventing and punishingall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is decision is regret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