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及其法治保障

城管执法体制改革是基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而开展的综合执法的试验,旨在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实践中各地城管职能的无序扩张、上下层级权限不对等、管理体制不顺畅等问题阻碍城管制度发展,需要科学界定城管职责,避免盲目扩张,厘清城市管理中的央地关系以及不同层级政府间的权责关系,构建与其职责匹配的行政协调机制,并通过统一立法,固化城管体制改革的成果,引导综合执法体制发展。     

法治视野下我国城管综合执法的观念及原则浅析

我国城管综合执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在引发许多社会矛盾的同时,还严重影响了我国在依法治国进程中政府的形象,成为了城管综合执法法治化道路上的巨大挑战。为此,必须在法治视野下重新审视我国的城管综合执法,树立尊重人权、行政服务、接受监督的执法观念;同时还要遵循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等行政法治原则,才能为我国城管综合执法实现法治化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转型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依赖宪法科举配置行政权力

我国社会转型期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障碍众多。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宪法对行政权力的配置不科学、不合理。从宪法层面重新界定行政权力范围，科学配置行政权力，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本文在对两个理论基点即行政权力行使的有限原则和限制行政权力与利用行政权力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进行阐述后，提出了关于宪法科学配置行政权力的一些思考，以期为我国转型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些许的参考作用。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理与实践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根源于市场化改革的推动、行政机构精简和行政处罚的执法法治化要求 ,以解决在城市管理领域中比较混乱的行政处罚行为 ,《行政处罚法》将综合执法中的集中处罚纳入了法治化的轨道。综合执法进一步触及的将是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行政权力配置的综合化和政府机构设置的综合化的行政执法体制的改革     

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几点思考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政执法机关,根据行政管理需要,按照各自执行的法律、法规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在一定时间、一定权力范围内,实行执法主体的结合,共同向行政管理相对人行使行政权力的一种行为。近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对行政执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地为切实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实行综合执法、联合执法,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取得了一定成效。     

论行政监控

社会发展需要政府管理,政府权力必须受到法律和权力行使范围的限制。对于政府自身来说,它意味着行政权力的自我限制或道德自律;对于社会和公民来说,它意味着行政权力只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它是保障公民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工具。所以,必须对行政权进行监督和控制。 一、行政监控的原由 行政监控的原因与理由来自于行政失控。行政失控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权力与行政行为失控。行政失控行为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是： 第一,权限失控。权限失控是超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定的幅度和范范围内…     

浅议城市行政管理综合执法活动中的矛盾及化解

近年,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应运而生.但是,近年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有关执法冲突的报道屡见不鲜,许多城市甚至出现了暴力执法与暴力杭法的问题.围绕城市行政管理中发生的矛盾从数量到强度,都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这些事件的发生,使社会舆论开始转向对城管执法的反对和声讨,现行的城管体制受到拷问.本文从现行城市行政管理综合执法活动的特征入手,分析了城市行政管理综合执法活动中的矛盾形成原因,并提出化解城市行政管理综合执法活动中的矛盾建议.希望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为解决城市行政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矛盾找到一些新的出路.     

城管综合执法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城管综合执法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进一步改革即将启动，通过对城管综合执法在体制、机制和法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明确城管执法部门的各项职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末端执法与前端许可间的衔接机制，同时加快高位阶法律规范的出台，为城管综合执法提供法制保障。     

行政执法机关间协调配合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机关间以及与业务主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关系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整体政府和行政主体理论,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应当树立政府主体责任理念,实现行政协调的法治化,建立纵向无缝隙衔接、横向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确立行政协助、权限争议裁决程序制度。     

城管执法队伍建设需崇法还要尚礼

天门城管殴人致死事件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的城管综合执法体制，甚至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反思我们的整个行政管理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