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与举报人保护制度之构建——澳大利亚路径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传统的法人犯罪惩治机制建立在单一的刑罚威慑框架之下,其以膨胀刑法条文、严峻刑罚为主要手段,未能有效遏制日益突出的法人犯罪问题。基于对单一国家规制模式的反思,国外出现了以赋予合规计划诉讼及量刑意义为具体手段、旨在提升法人组织自主犯罪预防效率的各类立法与司法实践。企业法人组织是否依据其自身文化、所处行业及销售规模等“个性”因素,设计并执行一套用以鼓励成员个体对企业犯罪事实积极予以披露的举报人保护制度是鉴别具体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通过对“合规计划”这一概念中的规范与社会性要素加以描述与强调,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企业治理委员会制定的《企业治理原则与最佳操作指引》提升了合规计划妥善保护与激励举报人的整体能力,为我国法人犯罪治理的司法实践提供了全新思路。     

我国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的实体法建构

我国当前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改革的成功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因缺乏明确的实体法根据而难以成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实践,从而产生了法律适用不统一的问题。单位犯罪的归责基础不同于自然人犯罪,主要是一种合规责任。合规责任是功能责任论的观点,即强调企业以合规计划作为责任承担方式,以期在未来能够有效预防单位犯罪,这是一种更加有助于保障公司企业高质量发展和有效实现犯罪预防的理论主张,由此需要通过刑法修正予以体现,从而实现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一致性。对此,刑法不仅需要强化公司企业等单位的合规责任,把有效企业合规作为非刑罚化的责任承担方式,在单位犯罪条款中增设公司企业的合规责任,并区分事前与事后刑事合规以规定不同的合规责任的实现方式,而且还需要增设单位量刑制度,以发挥刑法完整的激励效应。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刑事政策视域下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重构

当下我国"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模式过于注重提高刑度在腐败犯罪治理中的作用,但却疏于以严密法网堵截腐败犯罪的发生,以至于出现了惩罚几率下降与防卫重心偏离等政策乱象。腐败犯罪的严重危害及犯罪利益对犯罪人的极大诱惑,决定一国治理腐败犯罪必须采取零容忍刑事政策,"严而不厉"就是实现这一刑事政策的立法选择,这不仅需要扩大具体个罪的犯罪圈,以严密刑事法网,而且还需要调整腐败犯罪的刑罚结构,降低刑罚的惩罚强度。     

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对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应当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来加强对知识产权被害人的保护;通过降低追究知识产权犯罪刑事责任的门槛、完善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体系、在刑法以外的其他法律中设置刑法规范、调整知识产权犯罪的刑罚结构等方式建构防范知识产权犯罪的严密法网,以更好地惩治和防范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     

合规计划的效度之维——逻辑与实证的双重展开

基于对传统企业犯罪预防模式的反思,以及企业责任形式的转变,尤其是文化责任、结构性疏忽的采用,企业合规计划（CorporateComplianceProgram）得以产生并蓬勃发生;对于合规计划的效度问题,实证研究缘于方法论的缺陷,难以达成一致结论;从实证转向逻辑思辨,合规计划对于企业及其职员过失犯罪具有显著作用,而对于故意犯罪,则应区分犯罪主体;对于一般企业职员及中层管理人员的故意犯罪具有一定作用,但对于企业高层职员则难见成效;基于对合规计划及其成效的分析,文章提出选择性借鉴的观点,增加激励机制,严厉刑罚,同时避免合规计划的过度适用引起的诸多问题。     

《巴勒莫公约》之若干刑事政策解读

《巴勒莫公约》作为国际社会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合作里程碑,其中所体现出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解读了严厉惩治这一基本政策之外的若干刑事政策,即国际合作、保护人权、鼓励犯罪人合作、注重国家公权力、注重犯罪预防。通过对具体条文的解析,阐释了立法的基本精神。     

论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是在美国＂1987年量刑准则＂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处罚制度。＂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以确定性的量刑方法为指导,实施量刑等级制度。其主要特色在于确定了若干加重量刑的标准,较以往的美国有关文化遗产犯罪的法律在量刑上更为确定和严厉。借鉴美国＂文化遗产犯罪量刑准则＂,克服我国文化遗产犯罪的刑事处罚制度中存在的保护范围不太广、量刑情节不具体等缺陷,无疑有利于加强我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影响

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刑事政策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占据着主要地位，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定罪量刑，同时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预防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刑罚与犯罪的关系理论，讨论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方面的得失，并就此提出改进建议。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之构建研究

有效企业合规计划的实施,可以推动对企业违法犯罪的规制视角从事后规制转向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其规制模式亦从外部规制转向内部自我管束。同时,在预防和规制策略上,更加依赖通过外部激励威慑与内部自警自监并重的思路,而非单纯依靠严厉制裁手段。我国在构建有效合规计划制度时,在吸收借鉴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可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制定统一的有效合规计划指南,行政监管部门则负责制定具体的行业合规构建标准,鼓励引导企业建立合规组织体系和内部合规制度,强化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的衔接,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有效企业合规计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