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的特殊依据——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知情同意原则难以为某些特殊的信息处理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因此,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之特殊依据体系,其中尤以欧盟2016年4月27日通过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最为完善。我国立法应同时规定个人信息处理之一般依据和特殊依据,借鉴欧盟经验将个人信息处理之特殊依据划分为六种类型,明确各种特殊依据的判定标准以便于司法审判的认定,不断完善个人信息处理正当性之特殊依据体系以符合时代的要求。     

浅析我国劳动者的权益保护

劳动最神圣，也最光荣，劳动者也最尊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尤其重视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各个领域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劳动者权益保护体系。     

试论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认定隐名股东的资格，立法并没有规定，审判实践中没有统一的标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应当综合考虑隐名股东的存在类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定了认定隐名股东的具体规则。     

正当防卫的司法实践及其完善

正当防卫条款的实施环境和实施主体影响正当防卫的实践样态。目前，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存在司法实践与立法规范有距离、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割裂的问题，涉及立法、司法及话语三个维度。通过对立法规范、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本质进行探寻可知：我国正当防卫立法规范采取的是以国家和公共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叙事模式，学术话语青睐以个人权利为重的自由主义叙述，而大众话语则倾向用情理和道德话语来讨论这一问题。正当防卫新实践通过综合各类价值，在既采取权利话语，又兼顾情理考量的基础上，将不同叙事模式统合于公共利益的价值底色之中，凸显了我国解决正当防卫问题独有的伦理逻辑、行动逻辑和事理逻辑。     

民事错诉的产生原因及规制对策

民事错诉是一种特殊的侵权。随着民事案件数量的迅速增加,民事错诉不断显现,对社会的危害也越来越大,抑制错诉刻不容缓。我国理论界关于错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立法上也没有设立民事错诉责任制度,关于错诉认定及处罚无法可依,司法实践中对很多错诉行为无可奈何,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和权威。研究错诉的认定和规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

我国现行刑法有关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过于简单和抽象，造成了实践中定罪的种种困难。在有关主观状态认定、客观行为方式的责任问题理论上的解读也是争语颇多，使得民法与刑法出现断层。我们应当依照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去探究法律的实然状态，然后通过立法和司法两大途径去达到法律的应然状态。     

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法理阐释与制度完善

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是指在一条流域范围内，为了保护流域环境，化解流域环境纠纷，多个行政机关、组织以及个人共同开展的司法实践活动，形成流域范围内司法协作模式。这种协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流域环境司法规则的不足，同时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流域环境司法尺度和标准。在制度上要树立流域环境整体协作理念、明确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基本原则、落实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内容。目前，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缺乏立法支撑，流域环境区域治理使司法缺乏整体上的统筹，流域环境司法制度不完善，表现为司法协作主体狭小、内容形式化等。因此，要完善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立法、建立行政与司法适度分离制度、建立流域司法专门化机制以及形成主体多元化和内容实质化的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模式。     

论一夜情与无明显暴力、胁迫强奸罪的界限

一夜情是个生活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司法实务中,一夜情和无明显暴力、胁迫强奸行为在一定情形下界限模糊,难以区分。虽然当前有的国家将一夜情归入犯罪范畴予以打击,也有的国家拟将入罪,但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均尚未对一夜情做出法律性质的评价。以许某强奸案为切入,以期正确认定二者的界限,从而助益于司法者在司法实践中对该定罪问题做出易于获得普遍认可的司法认知与判明。     

宪法司法化还是宪法立法化?——论我国宪法实施的首要途径

作为一个具有成文宪法的国家,我国要实行法治(制度化治理),最根本的就是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由此引出了"宪法司法化"的话题。从有关争论来看,宪法司法化实际上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但这个主张在我国难以成立。相比之下,对于我国宪法的有效实施来说,更应该强调宪法立法化这个途径。宪法立法化是指宪法(成文宪法)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更加具体的法律才能具体化,并且通过具体法律的有效实施才能达到全面落实、有效实施的效果。宪法立法化不是保证宪法有效实施的充分条件,但却是首要条件。我国在宪法立法化方面还存在比较严重的立法缺失和立法质量问题,是导致我国宪法难以有效实施的重要原因,因此继续推进我国宪法立法化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     

发挥法官能动性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法官能动性是民事法官享有的合理解释、平衡、选择法律和填补法律漏洞的权力,其实践价值是弥补法律局限、准确认定事实、实现诉讼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立法与司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现实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此,要通过立法规范法官能动性的发挥,确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理念,构建由法官主导的诉讼模式,制定和完善与审理配套的相关措施,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完善非法涉枪行为法律责任体系的路径探究

完善非法涉枪行为法律责任是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任务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对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枪支管理和治理枪患等问题,在保障公共安全、惩治涉枪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收效显著。伴随社会的迅速转型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在非法涉枪行为法律责任的认定与追究等问题上,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基于此,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综合加以完善:一是加强枪支管理立法,健全枪支管理制度;二是规制自由裁量权,平衡公共安全与司法正义。     

社区司法基本问题与治理论要

社区是城乡的重要基层治理单位,是家庭的基本落脚点,是个人的重要朝夕相处之处,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群体单元与社会共同体。"社区精神"的缺失,"村改居"社区的出现,社区"碎片化"问题等使社区司法公正意义更为重大。社区司法实践中轻视司法程序、社区司法程序违法制约机制不够健全、社区司法自由裁量权相对草率、社区立法不完善、社区司法腐败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社区司法公正,需要完善立法先行、司法实践公正、司法监督有力、错判承担后果、司法结合调解,以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与五位一体新局面提供必要的社区司法保障与社区治理范式。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研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伴随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过程中因为司法效果不佳而产生的。本罪的设立可以说既是刑事司法的无奈之举,也不失为必要之举。近年来,理论界对该罪的争议颇大。对本罪的立法价值、行为性质的认定、举证责任倒置、以及本罪的立法缺陷和完善等方面都存在较大争议。文章就此展开阐述。     

我国退赃制度之立法检讨与重构设想

立法高度抽象化、认定主体多元化和奖励机制随意化是当下退赃立法失范的重要因由。这种结构性缺陷最终会导致功能上的障碍,造成司法不公,阻碍法治建设的进程。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历史长期博弈的结果。要建构一种合乎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退赃制度,我们必须秉持一种科学的、合乎法治的理性精神,尽快完善退赃立法,以合理定位退赃的认定主体,正确处理退赃与定罪、量刑和刑罚执行之间的关系。     

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完善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1997年2月23日审议通过的《合伙企业法》,自1997年8月1日施行以来,对确立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规范合伙企业的设立与经营,保护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国外合伙企业立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这些都要     

司法运行中的法效力与体系问题探析

法运行的实践表明我国立法与司法环节存在脱节现象,即立法注重法律文本的结构完整和数量化;而司法过程则是寻求完整规则制度体系的过程,法律适用将超出法典文本和现行正式法渊.这样造成立法缺失了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立法满足不了司法实践实际需要.因此,司法公正的实现离不开完善的立法,司法适用的法律体系倾向决定着立法由多元到统一的必然取向.     

论我国企业立法体系的重构

我国目前有企业所有制和企业组织形式两种企业法律形态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双重企业立法体系。以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立法体系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WTO国民待遇原则相违背。我国应以企业组织形式这一单一标准重构企业立法体系,这需要从修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让个人独资企业法适用于外资企业,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完善国有企业立法,重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等方面入手。     

对我国反窃电立法的反思

我国反窃电立法体系庞杂 ,政出多门。通过对我国现行反窃电全国性立法和地方性立法的比较 ,我们发现其中存在着许多不足 ,为此很有必要对我国反窃电立法做出符合司法要求的改进     

劳动关系与工会研究概览

正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叶小兰:《论我国劳动者分层保护的疏失与完善》现代企业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以及互联网时代用工方式的多元化等原因导致劳动者分层成为现实,我国劳动法立法对此应对不足,对劳动者及劳动者权利的保障过于依赖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利于司法实践灵活处理相关案件,     

防治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城市向农村大肆转嫁污染可以说是我国农村污染一个重要原因。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农民环境权缺乏有效法律保障，加上利益诱导的作用下，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之风难以遏制。目前我国环境立法城乡环境立法二元化，环境侵害司法救济制度不完善，现行立法末明确公民环境权利，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完善，都使城市污染转嫁农村有机可乘。归根到底，我们要通过环境法律的完善，打破环境立法二元化格局，重视农村的环境管理与保护，明确公民环境权利，完善环境侵害司法救济制度及监督管理体系，防治城市污染向农村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