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学术历程中的加勒比流散群体与加勒比身份

通过对牙买加出生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英国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其人及其著述(如《监控危机》《最小的自我》《英国黑人》《艰难的复兴之路》等)的披露,记叙了霍尔因殖民种族主义制度而形成"流散知识分子"的缘由,以及霍尔在英国成为新左派的阅历及其主要学术理论路数。霍尔对后殖民主义制度下移民现状等问题的揭示,反映出加勒比、美国和欧洲地区的"黑色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黑人群体和"道德恐慌"之间不断升级的剑拔弩张的关系,其根源是对英国社会更为深远的危机的反应,即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社会权威"失败的危机。霍尔在重新定位自己在加勒比生活中的角色的同时也努力应对着过渡时期特殊的挑战。     

文化控制与文化抵抗:两种文化研究理论的比较北大核心

法兰克福学派致力于揭露宰制性意识形态的虚假,伯明翰学派寻找社会变革的主体;前者着眼于权力的控制,后者瞩目于在地文化的抵抗。两种文化研究理论的文化观念、研究方法和关注重点的差异导致其对大众文化看法迥异。比较两者的异同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     

国内外文化生态理论研究综述

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而言,文化研究都不能局限或归属于某一特有学科。迄今为止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跨学科性。文化人类学通过移植生态学的规律创立了文化生态理念,国内学者借用了这一理念,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问题。主要介绍了国外有关文化生态问题研究的理论积淀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生态问题的研究现状。     

从文本到事实: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变迁

文化研究的方法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已由最初的关注文本分析和大众传媒转向了现今的跨学科和社会事实的研究。面对全球文化工业的冲击、文化价值取向的偏颇、行为功利主义的展现、消费社会的形成等使文化系统和文化状况愈加复杂的事实,人类如何不断调整文化研究的测量方式,如何分析文化工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因素多变、新媒体技术及产品激增、大众消费方式多样等问题,都成为知识阶层解释世界、介入现实的表达选择。论文试图通过对文化研究方法演变脉络的梳理,为文化研究者和文化研究提供一种超越零散、拼凑,实现系统、规范的研究方法的启迪。     

中国文化自觉理论研究刍议

文化自觉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明确的精神导向,但目前国内文化自觉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内涵挖掘不足、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建构一个比较系统的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以将文化自觉理论导向具体的运用。     

中国文化自觉理论研究刍议

文化自觉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明确的精神导向,但目前国内文化自觉的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内涵挖掘不足、体系尚未建立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建构一个比较系统的文化自觉的理论体系,以将文化自觉理论导向具体的运用。     

论“文化研究”领域的认同概念

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认同概念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这个概念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自我意识的萌生与成熟,从而形成稳定的身份感;二是指个体对所属地域、文化、集体的一种强烈归属感。认同建立在内在统一感基础之上,这种内在统一感不是绝对同一,而是包含着矛盾的＂具体的同一＂。另一方面,认同还与对＂他者＂差异性的想象密切相关。不管是把认同看作一种内在同一的共同体,还是把认同理解为对某种不同于＂他者＂特性的辨识,其中都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     

文化研究内卷化的探索路径:一种民族志的视角

美国人类学家戈登威泽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概念。文化研究的内卷化,是指在形成一定的研究模式后,文化研究通过研究方法的创新,使得其文化内部更加精细化,突出表现在文本对人们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关注。文章对西方学者有关内卷化和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并对当前国内文化研究进行了关联思考。与人类学民族志不同的是,文化研究的民族志体现了文学作品的特征,它在研究者、被研究者共同反思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文本的语境。文化研究民族志的特点表明可以加强对日常生活文化细节的把握,使得这一民族志成为文化研究内卷化的路径之一。     

法文化一般理论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制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但这只是从立法和制度层面来说的。从更深层面来看,全社会公民并未确立起对法律的信仰,法治观念尚未成为社会成员的普遍共识。在法律实施方面,有法不依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而法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摆脱法学理论研究中的彷徨状态,寻找法律建构中的有效路径。法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它包含着十分广泛的内容,而法文化的一般理论是法文化研究的基础。     

论美国的情报文化研究

本文论述了情报文化的内涵,系统分析了美国学界和情报界对情报文化的研究现状,厘清了美国情报文化研究的来龙去脉。尽管美国情报文化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缺乏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也远没有形成像国际关系研究那样的理论流派,但它对我国情报文化乃至国际关系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生态学语境下的文化多样性

朱以青在《山东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撰文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源于生态的多样性。人类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但二十世纪末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文化的同质化。多样性文化是文化生态系统生命力的体现,是文化生态平衡的保障。     

论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

文化分析是考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的一种重要方法。它形成于古代并在近代文化人类学及唯物史观的影响下趋于成熟。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科学文化、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作用 ,自觉加强文化建设。当前 ,文化分析的某些方面急需进一步加强。     

文化批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

文化研究方兴未艾，文化批评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文化研究、文化批评都源于文学研究，但基于“文化”的涵盖性，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已远远超出文学研究而趋向非文学化。狭义的文化批评可限于文学研究，广义的则可扩大到文化研究。探讨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可避免在日常和学术上的混淆、混用甚至滥用，这应该有重要的意义。     

论全球语境下文化多元化的价值意蕴

文化一体多元是对和而不同的价值建构。“一体”是对“人类一体”认识上的统一 ,“多元”则是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一体多元的特点是纵向连续性、横向包容性、内在统一性。这种一体多元的价值建构 ,体现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 ,然而也没有忽视或试图隐瞒那些世界上各民族彼此相异的在种族、地域、历史、语言、习俗、利益等方面的多样性 ,而是坚持通过有效磋商来取得共识。     

意会认知的接合构境——作为当代认识论研究新方向的意会认知理论

作为当代认识论研究新方向的意会认知,已经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认知什么"转向了更深刻的"怎样认知"的方法论自觉。这是一种从所谓辅助的成分到焦点注意的功能性转悟。我们在意识中能够感知到世界,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从辅助知道的东西(近侧项)觉识到一个集中注意的焦点(远侧项)上,这是一个动态的"顿悟"转换过程。意会认知不是对象性的认识,而是内居性的存在认知,它恰恰是通过存在于认知对象之中的接合意义关系来实现的。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自觉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一开始就立足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相结合,在一批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那里形成了初步的文化自觉.随着中国革命实践正反经验的不断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高度统一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那里形成了高度的文化自觉.紧接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术界的研究全面展开,加上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最终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广泛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最终结果是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本身的普遍真理性,找到了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切实结合道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运动.     

全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研究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着新的挑战,全民文化保护意识不强,文化和生态环境恶化,文化资源严重流失,文化传承人寥寥无几,原因在于生存环境的变迁、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只有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主体的作用,协调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关系,充分利用学校教育和现代技术的最新成果,才能把握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脉搏,引领其传承的趋势和方向。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全球化已呈现不可逆之势,对各国文化的走向也产生了不可否认的影响。在文化的相互交流中,并非在所有的空间和时间上都是对等交流,信息流向遵循了由高向低的规律。现实表明,全球化不会轻而易举地消解传统文化,但也不会自动实现文化平等,要靠文化自觉与自信,促进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思考,避免全球化下的西方话语专制。     

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良法观

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良法观,我们可概括为法律的真、善、美三个字,这是良法的基本内涵.法律之"真"包括立法之真、守法之真、法律实现之真.我们认为还权于民,充分赋予公民权利,此为现代法律的"基本之善";真正地还权于民,落实权利实现的制度、程序并排除权利实现的种种障碍,此为现代法律的"善之善者也";法律之实质之美是法律的内在之美,这是法律之美的关键.     

旅游语境下的草原文化审美主体研究

旅游的本质是对文化的审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是文化作为审美客体被审美主体欣赏的过程,也是审美主体参与“创造”体验愉悦的过程,所以审美主体的作用不能忽视,要研究审美主体参与“创造”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就草原旅游过程来讲,审美主体有三类,即草原民族自身、旅游者和经营决策者,认识并研究这些审美主体的特点和作用,对于协调各方关系,相互促进各自利益的实现,对于在哲学意义上对文化进行思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