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性建设与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政治整合——路径设计的反思

政治整合是当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政治整合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而就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当代学者在此问题上进行了不同的探讨,主要存在两大方面:制度路径和国家性路径。就前者而言,涉及威权主义政治整合和民主政治整合路径;就后者而言,主要涉及国家的合法性、治理能力和重叠共识的形成与引力作用。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不仅需要制度建构,更重要的是要有国家建设。也就是多民族国家在制度建构的同时,要从国家性,也即国家能力和内涵性关系建构上夯实制度存在的基础,从而保证国家的政治整合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加强国家建设,并不是否定民主建设。国家性建设只有和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才能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     

有关选举制度的国际人权法理论和标准

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制度是宪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民主国家,选举就是授权,因此,选举也就成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国际人权法体系中对如何保障公民的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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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主政治的五条基本原则樊礼荣在《民主》1990年第6期撰文认为,现代民主国家应具有和贯彻现代民主政治的五条基本原则:①人民主权原则。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政治的起点,即一切权力归人民所有和行使。它包括个人公民权利、集团权利和国家权利三个方面。②自     

中国近代化语境下的“民权”概念考

中国近代化语境下的民权是受西方代议制民主影响,同时又与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相嫁接,而产生的既不同于西方近代的人权,又不同于西方民主的一个亦中亦西的概念。改良主义的民权话语的涵义主要是"人人有自主之权"。与以个人为本位、以调解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关系为目的的人权相比,改良主义者言说的民权主要以群为基础,以重塑君臣关系为目的;与以解决国家权力合法性问题的民主相比,改良主义者言说的民权则力图将儒家的民本主义与民主相调和。革命主义者所言说的民权同样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人权,亦非公民权,而是指国民权,人民主权被言说成了"主权在民",即人民作为整体被迅速提升为国家主人,同时人民仍然是需要被政治精英所引导的传统意义上的"民"。     

维护我国政府长期合法性的基本途径

在现代民主政治国家里,政府的权力由作为全民意志集中体现的宪法来规定,在宪法的规定下由人民授予,即所谓“官权民授”。宪法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是民意的最高反映。因而,政府合法性表象源于宪法,实际源于民意。我试着从理解合法性的基本原理开始,试分析维护我国政府长期合法性的基本途径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贯彻宪法基本精神、执政党能力建设和推进改革创新。     

民主制度的缺失：苏共垮台原因再探

现代政治中民主制度是最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苏共民主制度缺失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原因。苏共执政七十多年，其民主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党员权力来源上，选举和法律制度存在缺陷；权力模式运行上，违背苏维埃议行合一制度设计的民主理念；权力运行中，缺乏监督制约机制的保障。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有借鉴意义。     

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及其调适

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体权利、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是最基本的层次。传统体制下,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挤压;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权力不断扩张,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要使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保持和谐,就是要在国家权力的制导下,通过社会自治权力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本质相一致,实现国家权力向个体权利回归。     

关于完善我国人权保障领域立法的思考

基本人权是一个既古老传统又现代敏感的基本社会法学概念，是与人类社会同步存在、同步繁衍和同步发展起来的，它从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是指所有国家及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各种完整的权利与自由，包括人应当享有的社会善意对待和基本人格尊严等。就完整的意义而言，就是所有国家及社会成员应当人人自由、平等地享受生存和发展等各种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国家宪法和完整的法律制度体系提供的社会保障体制。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既要充分尊重原生态的天赋人权这样一种应然权利，又要将这种权利转变为通过国家立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法定权利。     

我国现代廉政观的政治基础与价值要求

合时的廉政观是合时廉政的前提。随着我国现代化民主建设进程的加速。从现代廉政观形成要素分析,我国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统一性要求是现代廉政观形成的基础,公平的正义观、合理的效率观、正确的廉洁观、和谐的民主观以及忠实的公仆意识观是现代廉政观形成的现代价值要求。     

数字私权力:宪法内涵、宪法挑战和宪制应对方略

私权力是基于私权力普遍存在的数字社会现实和公共领域对其广泛承认基础之上所产生的描述、阐释此类新型权力的基础概念。在宪法研究范畴内,它主要是指能对大多数公民的权利、自由产生严重的持续性影响的数字私权力,其以数字平台为其权力作用场域。数字私权力,存在支配优势和资源垄断、准监管角色、准国家状态的特征,对宪法理论的公私二分法、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民族国家理论都有破坏性影响。数字私权力的宪制应对是宪法学难题,也将是未来宪法理论皇冠上的明珠问题,对此回应应当聚焦到三点上:不仅要考虑践行难度较大的数字私权力入宪规制的问题,还要在司法实践方面,将数字私权力主体绑定到基本权利上,更要关注到数字领域自发的“宪治”问题。     

民主是法治的旗帜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耳熟能详的今天，认真反思一下我国法治建设的民主动因，不仅对于民主建设，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法治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从我国人民民主的特点看，民主对法治的内在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治是人民民主的制度表现。在现代人民民主社会中，从人民权力到国家权力的行使有多个环节，人们不可能行使国家权力，只能通过代议制机构委托政府行使。为了保障人民主权，就需要有法律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行使，使权力的行使不违背人民意志。法治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民主的法律制度。第二，法…     

选举制与政治现代化:法国案例

正选举制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运作机制,它是国家权力机构和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选举权是一项保证公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基本权利,通过选票,公民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行使国家权力。从代议制发展成熟的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选举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挑选统治者,它还是一国政治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在选举制实施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逐步分离,权力逐步世俗化和多元化,政治文化走向文明化,公民的政治生活从暴力革命、起义逐步走向用选票说话。     

民主政治的精髓：保护少数人的权利

在民主政治中,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达成基本的程序共识,必须遵循多数原则,但多数原则的正当性一旦确立,少数人权利保护的问题就立刻凸显了出来,即遵循多数原则的同时要谨防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尊重和保护包括少数人在内的所有公民个人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那么,怎样谨防多数暴政并有效的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就成为民主政治的精髓所在。遵循多数原则的同时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既合理地界定了“公域”与“私域”的边界,又为公共权力行为和公民个人权利行为奠定了合法性的坐标。     

表达自由的政治保障

政治制度是表达自由的根本保障.现代国家建立后,通过宪法和法律对表达自由予以确认和规定,但要使完法和法律文本上的权利真正成为现实可行的公民权利,离不开"宪政"建设的过程: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基础,以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为规制原则,以法治为治理方式.人民主权的民主制度是表达自由赖以生存的沃土;合理有效的权力规制原则有助于建立良秩表达自由渠道;法治的治理方式则为表达自由提供坚实的基础.     

民生与民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条件下党的合法性基础转型

在现代社会,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主要是经济绩效、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以意识形态为主、历史功绩和领袖个人魅力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到改革开放后以经济绩效为主、民主法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再到新世纪以来以人为本、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的合法性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政绩难以持久、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解释力面临考验,唯民生与民主的结合才能提供持久的合法性支持。因此,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推进党的合法性基础向民生和民主相结合的方向转型是合理的必然趋势。     

对民主的限制性保护——以保护少数权利和分权制衡为例

民主在当今世界已取得主流性的话语地位，它可以带来许多好处，但就纯粹民主本身而言，是不可能带来这些好处的。民主是从共和、宪政、自由所汲取资源，对民主进行限制性保护，并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与权力制约两个方面为例来解释。在此意义上，现代民主之所以“卓越”，正是因为民主已不那么“纯粹”了；     

加强乡镇人大建设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主建设

榆中县人大常委会岳存孝撰文说,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中最基层的一级。搞好乡镇人大制度建设,对于在基层建立真正的民主议政和民主决策机制、完善基层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一是从我国政权建设的构建来看,乡镇人大虽然处于最基层,但作为一级权力机关,与全国人大和省、市、县级人大一起构建了我国国家权力机关体系。因此,没有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健全、完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就缺乏坚实的根基;没有乡镇人大…     

试析当前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双重风险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

社会转型中,国家权力作用和民主权利行使的张力关系使国家治理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治理失效的双重风险。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在推进程度上适应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需要,更要在战略重心选择上立足于国家治理的具体需求。不能带来治理绩效的民主实践注定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民主在中国不仅行不通,而且危害巨大。治理民主用"参与"改造治理以解合法性危机,用"善治"规范民主以防治理失效,符合人民民主的价值旨意,有利于实现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社会与政府治理能力的互动提升,国家认同的现代化,应该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重心。治理民主发展的关键是把治理嵌入已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以"治理"作为民主政治制度运转和完善的支撑点,具体策略包括:完善社会体制;加强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丰富民众行使民主权利的形式;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政治文明视野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变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理念经历了从天命论到人民主权的变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在根本上促进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     

关于党内民主程序性原则的思考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特点就是它具有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民主是一种权力制约机制。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民主之所以能够对权力运行具有制约作用，是由于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必须遵循程序性原则。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总结吸取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训，苏联共产党解体的教训，从现代社会的实际出发，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程序性原则的完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一 ) 　　我们党在与各种专制主义政治势力的斗争中，形成了系统民主制度和民主作风，这就是民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