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与中国金融资本力锻造

中国基于经济实力成长和国际需求向区域乃至全球提供具有中国元素与范式特征的金融公共产品,既是中国与相关经济伙伴谋求共赢的一种制度安排,亦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展现相应国际责任感的重要平台。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既要着力提升全球性公共产品的设计与供给能力,更要在强化现有机制化平台的基础上,有序扩大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以摆脱美元的战略锁定。中国亟需打造以凝聚新技术和高附加值为特征的战略新兴产业体系,以人民币为核心交易货币之一的全球贸易体系,结合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力提升的综合性国家竞争体系,构筑贸易与金融新边疆,锻造中国金融资本力。     

对中国加入WTO的再认识

加入WTO后 ,意味着中国经济将由有限开放走向全方位开放 ,也意味着国内经济结构的较大调整和民族产业的重新定位。本文通过市场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调整成本与产出收益、服务贸易与服务经济的论述 ,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加入WTO后国内经济实际所受影响和各产业的变化动向、市场机会及经营风险。为了适应WTO的相关规则 ,提出了应采取的相应可行措施及合理的政策选择。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中国亚洲外交的新思路

亚洲在中国全球战略中处于重要位置。近年来,受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亚洲区域合作发展进程出现波折。中国应该从拓展和平发展国际空间的目的出发,根据国力的许可,逐步增加和改善在亚洲地区的公共产品供给,扭转亚洲区域合作和中国周边外交目前的不利局面。中国应该把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看成是深化睦邻友好政策的有效方式。     

印度公共外交中的文化传播管窥

近年来,印度公共外交机构逐步建立并提出新公共外交政策,其重点之一就是将丰富的文化元素转化为外交资源,并以多种方式运用于公共外交之中,以期改善印度的国家形象。文化元素在印度公共外交中的影响愈益凸显,在公共外交的机构设置、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运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进行文化传播等方面都有具体呈现。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策略仍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印度运用文化元素的公共外交努力并没有完全转化为传播的实际收益,一是因为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驱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内部驱动力相对不足;二是因为印度公共外交的文化传播呈现分裂性特征,包括国家文化与地区文化的分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裂等。这些可能会成为影响印度公共外交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国际金融危机后 中国在国际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角色变化

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由于其特有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使其在供给 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供给不足,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更突出了这一现象。中国在此次的国际金 融危机中做出的贡献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主体已真正地参与到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 供给中来,具备了提供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职能。     

中国与巴西贸易成本弹性测度与分析——基于超对数引力模型

本文基于诺维的超对数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与巴西21大类产品的贸易成本弹性。结果显示中巴贸易成本弹性均为正,中巴两国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均可提高贸易量,双方存在一定的贸易潜力。中国对巴西出口与进口的平均贸易成本弹性差值为负,总体上看巴西更具有贸易优势。从细分产品结构来看,中巴两国可在各自的优势进出口产品领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同时,两国还具有产业内贸易潜力较大的产品,可以加深产业内贸易合作,减少贸易摩擦,推动双边贸易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论中国公共外交的两条战线

中国公共外交存在"合作"与"竞争"两条战线,其中对美国和日本的公共外交为竞争性公共外交,对中东、东南亚、俄罗斯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外交属合作性公共外交。从中国公共外交现状看,竞争性公共外交战线处于被动局面,合作性公共外交战线则成效显著。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实施策略必须针对竞争性公共外交对象进行设计:提升公共外交的战略地位,对其增加投入;淡化政府身份,多以非政府形式操作;不纠缠话语信息的是非曲直,以行动服人;与对手建立民间利益共生体。     

朋友与利益——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质,这既体现为对外援助直接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也反映在对外援助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还表现在对外援助广泛惠及受援国、援助国和国际社会。中国的对外援助虽经历了援助理念、方式、资金构成的多重变迁,但基本原则和重点援助对象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对外援助体现了中国通过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来赢得国际社会认同的大国诉求,也折射出对外援助的"中国模式":南南合作框架内的"平等型援助"、以弘义融利为主旨的"互惠型援助"、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增益型援助"。对外援助不仅为中国赢得了朋友,也使其收获了并将继续收获包括战略、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在内的多重利益。     

共生安全：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新理念

传统公共产品理论通常认为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中,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供给中,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承担着主要的供给责任,其研究也主要是以"霸权稳定论"为逻辑基础,认为霸权国在国际体系的构建与维护中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美国作为霸权国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主导者,可以为国际安全及地区安全保驾护航。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种霸权供给思维体现的是一种"寄生"逻辑,结果是美国在国际及地区层面上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更类似于一种"俱乐部产品"或是一种私人产品的正外部效应,这种依霸权而生的主体性行为非但维护不了霸权式供给模式的有效性,还极易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调整的影响而出现供给缺失,或干扰其他供给模式有效性作用的发挥。当前这种霸权思维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多极化实践活动的思维需求,在多极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急需处理好"主体性与共生性矛盾统一的问题"。而"共生"思维则既看到了关系间的互斥性也看到了其互利性,"共生安全"可以突破传统安全困境的束缚,以共生发展的逻辑思维来改善安全关系、变革安全秩序、优化安全结构。共生安全意味着安全的目标由"生存"走向"发展",由"和平"走向"公平""正义"。在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需要在规范和实践上改革和创新供给产品和供给体系,在建制、改制、创制上与时俱进,填补供给缺位问题,最终实现全球安全治理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在东亚地区的推进特点

随着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成长为国际体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国外交需要向"大国外交"转变,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中国的大国外交具有不同于西方传统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特点,已经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和风格。东亚地区是探索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重要区域,中国侧重于在经济领域强调"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表现出为地区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意愿;在推动地区合作上,突破"霸权稳定"的机制创设逻辑,以"平等包容"的治理理念倡导地区合作机制建设;以"和合"文化传统为基础,强调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地区秩序构想。     

论"有偿推车"战略与中美合作

"有偿推车"战略指"搭便车"者在现有霸权体系下与霸权国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中美合作态势正是"有偿推车"战略的有益尝试.从中国方面看,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符合中国利益,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制度架构在内的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从当前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管理者转变.     

中国侨务公共外交:问题与展望

中国发展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和对待中华复兴、为中国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侨务公共外交的重要历史使命.中国是侨务资源大国,华侨华人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资源优势、传播优势、融入优势和长久优势,已成为开展侨务公共外交的践行者和主力军.当前中国的侨务公共外交缺乏顶层设计,面临战略和协同机制缺位、主体定位模糊、华侨华人主体形象亟须提升等诸多问题.未来侨务公共外交如能“基于华社,超越华社”,进一步拓宽思路,通过华侨华人影响住在国国会、智库和媒体,充分运用信息化和文化的力量,夯实侨务公共外交的价值观基础,必将对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起到更加重要的促进作用.     

论中国经济实力的运用问题

中国近年来并未因经济实力的上升而在对外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反而在国际政治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实力上升"和"处境变差"成为了中国经济外交实践中愈加尖锐的矛盾。这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尚未充分利用,没有转化为对外关系中的实际影响力。经济实力运用过程中的国内损耗和实力资源跨部门流动受阻是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因此,只有明确国家利益,综合运用大战略和策略,加强内部协调和对外战略机制建设,经济实力才可能得以有效运用和发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对日贸易格局演变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但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战略是否会受到邻国日本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东北亚、东南亚和西亚三个地区与中日两国贸易比重显著大于其他地区,中日两国贸易竞争存在加剧的趋势,此外,中国仍然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低端,仍未脱离早期以日本为核心的"雁行结构",日本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可能要超越中国;第二,中亚、南亚和中东欧国家对中日两国贸易规模整体偏低,但中国领先日本推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有助于中国扩大在这些地区的影响;第三,"一带一路"范围内,中日互为最大贸易国,但中国对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为主,并呈贸易出超,短期中国仍需贸易带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中国不能以牺牲与日本贸易为代价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第四,中国需要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核心技术,与日本在竞争中共同构筑稳定的国际分工体系。总体而言,中日两国在东北亚、东南亚和西亚各具优势,但中国不足在于缺少核心技术这一核心竞争力,在国际产业格局中仍受制于日本,因此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也必然受到日本的影响。     

国际战略视野下的中国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与政府外交构成中国的总体外交格局。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在党和国家历史上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而新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为公共外交提供了更广阔的运作空间。2009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际战略新任务为中国公共外交指明了方向。公共外交工作者的当前努力目标,应当是加紧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提高公共外交战略谋划和战术操作能力。     

多边决策因素下区域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衡——基于博弈均衡的东亚货币合作困境解释

基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针对东亚货币合作困境的传统解释常常忽视、规避个体决策对区域集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事实上,东亚各国在货币合作议题上存在显著的动机差异。个体决策者间的议价能力差异使区域货币合作进程呈现出鲜明的寡头主导特征。以本币区域化为载体,货币合作的主导者实质上扮演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本文研究发现,多边决策因素引起的低效博弈均衡使这一产品供求关系陷入天然的结构性失衡。供给者对需求者的"成本转嫁",尤其是供给者间日益加剧的职能空间挤占,严重削弱了多数成员国参与区域货币合作的长期意愿。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早期的单边供给结构,基于"产品异质性"的供给多元化对提升供给者意愿均产生了积极的刺激效应,为改善区域货币合作中的低效博弈均衡提供了有利的先决条件。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非唯一性"显示,当供给者均重视长期收益、围绕本币优势职能空间推进区域化时,供给者间的多边决策将有助于改善博弈均衡的低效现状,并趋向理论上的最优均衡。从实践来看,基于激发策略的新型"竞合关系"有助于提升中日货币间的竞争效率,这或将为脱离区域货币合作的长期困境提供契机。     

如何看待中国纺织品贸易的竞争优势--中拉纺织品竞争优势的比较

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纺织服装业的竞争优势是由低成本、规模化、专业化生产等构成的综合优势,决非简单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当今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服装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贸易摩擦和产业升级.后配额时代将加快中国纺织服装业的产业升级,使其国际竞争力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进而在对外贸易中实现以质取胜的战略目标.中国与拉美国家应当遵循WTO的贸易原则,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纺织品贸易摩擦,努力加深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双赢,确保中拉经贸关系继续深入发展.     

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发展因素的实证分析

影响产业内贸易的因素主要包括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国际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与地理区位等。中国与韩国的地缘优势及不断加强的区域经济合作为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开展打下了现实基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是促进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和规模不经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韩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为顺利开展与韩国间的产业内贸易,我国应采取相应的对策:实施规模经营战略、提高引进韩国FD I的档次、促进中韩间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南海共同开发困境: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视角

南海共同开发是一项典型的区域合作行为,成功的区域合作行为需要区域公共产品的充分而有效供给。这预示着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南海共同开发有着紧密联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深刻影响南海共同开发的进程。但当下的南海共同开发陷入困境,其产生机理是供给相对不足的南海区域公共产品不能为南海共同开发提供必要条件和基本动力,并提高南海共同开发的水平。优化南海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提高南海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的制度化水平和充分发挥中国在南海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是中国破解南海共同开发困境的优先努力方向。     

美元霸权下的中美经济失衡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美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贸易与金融失衡,美元霸权是导致中美经济失衡的主因。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经济失衡体现了两国不平等的经济关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2011年美债危机充分显示了这一不平等关系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国应将被动调整本国经济的压力转化为主动调整的动力,在双边和多边层面致力于纠正中美经济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