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儿童权利保护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未成年人利益优先原则基本精神和法律理念上是一致的。但二者在涵义上还是有一定区别;我国政府根据本国国情,在关于未成年人的立法和司法工作中,将保护儿童权利的最大利益原则具体化为“未成年人优先”原则加以适用,在制定有关的法律和政策时,尽量保持与公约内在精神相一致.     

儿童福利立法价值论

儿童福利立法是保障儿童福利的必由之路。确定儿童福利立法价值是儿童福利立法的基石,是实现儿童作为个体人的尊严之需要,是促进儿童发展的需求,是对儿童权利的保护。儿童福利立法价值以全体儿童健康全面发展为取向,符合社会发展,有助于提高立法的前瞻性和科学性,顺应国际发展潮流,与儿童权利基本原则一致。保障儿童人性尊严,满足儿童的基本生存需求,保证儿童的平等自由,政府、家庭责任均衡,促进儿童发展是儿童福利立法价值的基本内容。     

人权保护对国际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影响

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发展深受人权保护思潮的影响.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父母共同责任原则、父母首要责任原则、社会广泛支持和公力救济原则反映了各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潮流.人权思想同时也对国际监护的冲突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权因素在具体的国际司法适用中也存在限制.     

澳大利亚“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对我国的启示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文献均规定,在处理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时,应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目前,澳大利亚在婚姻家庭法的立法中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在我国婚姻家庭法中迫切需要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优先权准则,相关法律制度也应予以修改和完善。     

精准扶贫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机制初探

我国现阶段农村尚存在着大量的留守儿童,维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须切实解决其监护问题.针对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理念家本位、监护职责不明确、监护监督不到位、委托监护不完善的现状,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要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分类施策,建立起以家庭监护为主体、以社区学校监督为保障、以国家监护为补充的监护制度,各部门齐抓共管,构建多层次的监护监督机制.     

立法过程运行若干问题研究

立法过程大致可分为确立立法目标、设计立法草案和法律创制三个连续发展的阶段。确立立法目标是为了实现立法目的,应当遵循三项原则:严格依据宪法、定性定量定时分析和以“满意”替代“最佳”。设计立法草案是用具体的文字使已确定的目标层次化、具体化,可以从分层细化原则和优化组合原则入手。法律创制是国家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经过法律议案的提出、审议、通过、公布等一系列立法行为制定或改变法律的阶段,是完成立法过程的决定性阶段。     

论儿童宪法权利的制度保障

儿童属于特定的弱势群体.弱势儿童群体集中体现社会弱势群体所遭遇的困境,是当前社会弱势群体中最为脆弱的“弱势群体”.我国应该转变立法理念,确立起儿童的权利主体地位,规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制定操作性强的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立法,加强儿童权利的司法保障;尤其应通过行政力量保障弱势儿童群体的生存权、受保护权和受教育权.     

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与我国的婚姻家庭法

《儿童权利公约》中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认为是世界各国处理关于儿童事务所必须遵守的原则,并在各国有关亲子关系立法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和采用。本文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角度,深入分析了我国婚姻家庭法对儿童,特别是离异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立法不足。并借鉴国外及港台法律有关规定提出了在婚姻家庭法中设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完善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构想。     

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述评

学术界对流浪儿童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需要着重加强:解释流浪儿童的宏观成因,探讨如何将"儿童优先"的原则落到实处,研究救助保护中心的定位,加强对目前在街头流浪的儿童的研究以及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评估研究,探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的应用等.     

论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最佳被监护利益

我国婚姻家庭法关于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监护的立法中已经注意到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问题,但是保护的力度不大,有些立法甚至没有从未成年子女利益出发。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在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中得以确立。为了实现离婚后监护问题上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我国在立法上还需完善。     

美国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进入新媒体时代以后,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成为全社会日益突出的问题。近年来,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以COPPA为核心的多层级立体化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模式。文章对美国相关法律进行梳理和分析,归纳立法原则,总结保护模式,力求通过对西方先进经验的介绍,为中国的具体实践起观照作用。     

以农村留守儿童为视角探析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作为一种法律理念,已普遍被世界各国所接受。但我国目前留守儿童利益受损现象仍然严重,本文在分析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其折射出的问题,指出我国优先原则与最大利益原则的差距,并就如何实现农村留守儿童利益最大化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儿童福利法律制度运行缺陷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我国儿童福利制度运行已超过60年,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儿童福利立法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文中分析了我国现行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运行现状、问题及成因,提出了完善我国儿童福利法律制度的对策。     

完善我国困境儿童救助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儿童福利事业与权益保障问题,但目前一些地方的"婴儿安全岛"所遭遇暂停或关闭的现实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体系与救助立法方面仍存在不足。我们应当加快立法步伐,通过制定《儿童社会福利条例》,修订《收养法》,做好与《收养法》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工作,建立困境儿童的监护干预、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全方位提高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与法治保障水平。     

完善我国困境儿童救助立法问题研究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儿童福利事业与权益保障问题,但目前一些地方的“婴儿安全岛”所遭遇暂停或关闭的现实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体系与救助立法方面仍存在不足.我们应当加快立法步伐,通过制定《儿童社会福利条例》,修订《收养法》,做好与《收养法》相关制度的配套完善工作,建立困境儿童的监护干预、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等,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儿童福利与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全方位提高我国困境儿童救助与法治保障水平.     

新中国立法60年回顾与展望

我国60年立法走过的历程,跟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可以分为两个30年、两个时期和两个三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的前30年,为改革开放前时期,我国的立法工作走过了初步探索、初步发展和停滞挫折三个阶段。后30年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立法工作也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1979年至1992年为快速恢复发展阶段。第二阶段：1993年至2003年2月为深化充实阶段。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为完善形成阶段。总结新中国60年来立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立法,主要成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立法体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立法机制;基本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立法积累了一系列有益经验,包括：必须坚持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与改革开放相同步;必须坚持继承、借鉴、创新相结合：必须注意选择恰当的立法策略。今后,我国的立法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从构建型立法向完善型立法转变;二是从速度型立法向质量型立法转变：三是从以单项立法为主向以法典化立法为主转变;四是从较多使用授权立法向直接立法转变。     

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完善

"留守儿童"这一社会现象在客观上表明,父母无法履行对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之责.不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文章分析了当前对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存在的问题,应当从强化父母对孩子的法定监护职责、完善委托监护制度,尤其是明确受托监护人的条件、建立监护监督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     

新加坡儿童监护的司法干预机制初探——兼谈对我国儿童监护司法干预机制构建的启示

儿童监护司法干预机制的完善,不仅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儿童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保障.本文在厘清新加坡儿童监护法律渊源基础上,阐明新加坡相关法律对儿童监护含义的界定,继而从司法干预的角度探讨了新加坡司法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处理儿童监护案件的处置流程,以期为我国儿童监护司法干预机制的构建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回归温馨社会共享快乐年华——对流浪儿童保护教育工作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流浪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生存状况及对社会的影响已成为青少年保护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关注流浪儿童,维护其合法权益,使之回归温馨社会,共享快乐年华,应成为政府和社会重点关注和优先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然而,流浪儿童保护教育工作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持,因此要强化立法预防机制,通过立法明确其监护人及其各职能部门的法律责任,建立资金保障体系,搞好综合治理,确保流浪儿童保护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略论我国儿童法律体系的完善

我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保护儿童权利是我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以宪法为核心,专门性与非专门性法律法规相结合的儿童法律体系。现有儿童法律体系的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理念的落后、立法技术的粗糙、立法形式分散与法律位阶较低及立法内容空白等方面,需要我们采取更新儿童立法理念、制定新的儿童法律、改革原有儿童法律制度等诸多措施来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