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尼泊尔地震救援情况分析

<正>尼泊尔地震大救援中,社会组织参与的"互联网+"救灾特征明显,社交媒体成为重要驱动因素;同时,空间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科技救灾作用凸显;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反应迅速、协同配合,与政府救灾形成了良性互动。     

微博时代城市治理中的公民参与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本文阐述了城市治理模式的兴起,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了公民参与城市治理的必然性和制度、渠道和途径的障碍。分析了微博作为新兴的社交媒体在公民参与城市治理事务中的蓬勃现状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环节

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抓住关键环节,那就是实现社会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重心、治理投入五个转变;创新社会参与、社会整合、社会预警、民主决策、利益诉求、矛盾化解六大机制;整合党组织、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群众、媒体七方力量。     

社交媒体影响欧洲政局的方式及逻辑

近年来,社交媒体不仅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充分利用社交媒体,有效提升了其关注度和影响力。但社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民众的参与,有助于改善民主;但如果不能给予正确的引导和监督,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的极端化和分裂。     

温州市创新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创新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推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温州市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大胆实践，在改进环境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环保社会组织活力、拓展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发挥基层社会自治作用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温州特色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创新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和社会管理一字之差,差在哪儿?最大差别之一就是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多元主体参与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在这个模式下,社会组织如何参与社会治理呢?换句话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哪里?第一,多元治理主体的培育,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关键。北京清河社区的实验,最大问题是社会没有活力,老百姓不愿意参与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路径

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主要经历了以公安机关为主进行社会治安管理,同时注重利用城乡治保组织参与治安管理阶段;社会治安管理工作及治保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阶段;初步探索利用社会力量进行治安防范阶段;探索建立利用社会力量、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阶段;利用社会力量参与治安管理基本形成阶段;创新完善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安治理发展阶段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主要形式包括治安保卫委员会,企事业单位内部保卫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组织,志愿性治安社会组织,中介性治安社会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完善主要路径有制定和修改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律、法规,实施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办事,建立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的法治秩序等。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为基础,这一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文章以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例,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分析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优化措施.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公共事务治理的必然趋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为基础,这一过程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双向互动。文章以深圳市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为例,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分析龙岗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优化措施。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四个主体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都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社区动员、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感,激发居民主体性生成;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包容性增长的核心理念及其与生态公共治理的内在契合

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于我国而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意欲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的一系列不协调问题,它必然也涵盖生态治理领域。包容性增长的参与和共享的核心理念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结合我国当前生态治理领域中新兴的公众参与势头,我们亟需改革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格局,包容多元治理主体,促成环保社会组织在生态治理中的平等参与和资源共享,构建中国化的生态公共治理体系。     

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途径分析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服务方面有重要作用。自身存在的问题及现行管理体制的制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效果。在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独立性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合理定位和良性互动,有效整合资源、重塑居民社会价值应是推进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发挥社会组织作用作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进行部署,为新形势下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明确了思想指引、提供了根本遵循。回顾总结常熟市培育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宝贵经验,对于在新形势下更好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     

“离散式社区”如何向“石榴籽型社会”转化——“气球式社交”引发的思考

政府、社交主体、媒体在"离散式社区"的治理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塑造凝神聚力的"石榴籽型社会",有必要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基层政府应起统领、引导作用,破除民间芥蒂之心,积极打造社会进阶,建构包容型社会。同时,媒体应发挥舆论引导功能,构建心情舒畅的媒介生态,塑造讲真话的舆论空间。     

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何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契合了国家推动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的要求。与外源型和内生型社会组织不同,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主要由村庄外部主体动员成立,由村内精英运行,具有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优势,但因缺乏外部资源的持续性输入,导致很多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运行困难。本文以运行较好的一个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陕西省T村老年协会为个案,探讨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机理。研究发现,通过一定的组织行为,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可以形成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各项机制,如与其他治理组织互相嵌入的组织机制,政府资助、社会捐赠与用者付费相结合的多元化筹资机制,定期活动串联重塑村庄节奏的链接机制,规范活动程序与采取预防措施的风险防范机制,以声誉、信任和互惠为关键因素巩固集体行动领导力的领导机制,从而保障外源内生型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助力乡村振兴。     

发达国家社会组织管理的功能、缘起及其借鉴

社会组织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健全国家治理、塑造并引导公共生活以及国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组织管理和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有:厘清政社关系定位及其功能边界,确立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重视社会资本培育与整合,发展和丰富现代国家治理的内容体系;倡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公众参与,更好的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建设的作用;实施全程无缝隙有效监管,规范社会组织行为准则和行为秩序。     

从管制到多元治理: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社会管理模式的转换:由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原因有四:一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催生了多元利益主体,奠定了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二是社会组织的崛起,使政府有了新的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三是政府管理社会能力遭遇瓶颈;四是公民意识高涨,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了条件。具体路径为:明确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权力扩张侵蚀社会;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鼓励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建立有利于发挥公民主体地位的机制与制度。     

多元共治：精细化治理视阈下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创新模式

精细化治理是面对复杂化社会下城市治理所必然遵循的转型之路,也是城市善治的体现。垃圾分类与精细化治理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精细化治理的应然之举,也是检验精细化治理水平的显示器;后者为垃圾分类提供了新的契机和理论遵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行的困难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社区居民"执行者"环保意识、分类意识不强;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能力有限、分类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等市场主体消极履责等因素也不容忽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有效分类,建设绿色美丽新城市,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居民、非政府组织、市场主体、城市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各司其职,即"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居民应增强分类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城市垃圾分类的能力;市场主体则需强化参与垃圾分类的社会责任;城市社区应发挥垃圾分类的"主场优势"。     

社交媒体、政治效能感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研究

本研究旨在了解社交媒体使用与台湾青年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之间有无显著联系。在此目的下,有三个具体研究问题:第一,社交媒体使用会否提升台湾青年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的意愿?第二,社交媒体使用是否会提升台湾青年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第三,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是否会带来更加积极主动的线上和线下政治参与意愿?利用在线问卷网站针对台湾地区20~35岁青年群体发放并回收223份有效问卷,使用SPSS和AMO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如下结论:首先,青年族群使用社交媒体的政治性目的越强,越热衷于参加线上或线下政治活动。而社交媒体使用环境越宽松,青年群体参与线下政治活动的意愿越低。其次,青年族群使用社交媒体的政治性目的越强,其内在政治效能感也就越强。最后,青年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其线上政治参与意愿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归纳而言,影响台湾青年群体内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还是其自身对于政治事务的积极性,即他们在使用社交媒体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性目的的强弱。     

社会组织发展改革观察

<正>导论政府、市场、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三大主要领域,任何治理体系都围绕三者关系在进行。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核心就是厘清三者的边界,重建良性互动关系。在市场和社会领域,除了政府发挥好自身功能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让渡社会权力,引导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化解、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领域的公共事务,谋求政府治理、政社合作治理、社会自身治理的有机结合。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让其有序地参与社会事务的公共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