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重要内容.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确立为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司法机关.新刑诉法实施以来的检察实践和相关数据表明,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刑事诉讼法》,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加大对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控告申诉案件的办理力度,为律师执业权利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然而,由于检察机关司法救济职能刚性不足、律师诉讼权利不易获得及时救济、相关工作机制尚未健全等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需要从机制建设、部门协调、内部沟通、程序规范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力的保障与救济.     

为律师的执业权而“辩护”

自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改,及“律师法”出台后,中国律师界由当时的兴奋转入了静冷的思考。尤其对律师合法执业权利的认识成了目前保护律师合法权益的焦点,这也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一步深化的必然内容。本文主要从律师职能犯罪,执业豁免权,以及执业行为罪与非罪等问题进行了“辩护”。     

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对检察人员的影响及对策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由原来的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亦就是说,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以及审判阶段介入诉讼,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因此,律师“提前介入”只是相对而言,严格地说,“提前介入”这一提法是不确切、不规范的。因为无论是审判阶段还是侦查阶段,都属于诉讼活动,所谓提前只是律师介入的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而不是律师介入诉讼活动的“提前”。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临时用语将会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而消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着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出庭支持公诉以及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等多重职能,所以律师提前介入诉讼活动给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也就最为突出。     

论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律师从哪个诉讼阶段开始参与诉讼活动．进行刑事辩护，这是直接关系到及时、有效地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一个重要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加以重视和解决。一、现行辩护律师介入诉讼时间及其存在弊端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ilo条第二项规定．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可以参加诉讼，但是由于法律对辩护律师在审判阶段以前的诉讼过程中能否参加诉讼规定不明确，就形成了目前我国律师只在法庭审理阶段，即人民法院确定开庭以后，经被告人委托或人民法院指定为辩护人后参加诉讼为被告人辩护。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律师…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

侦查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基础。加强在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已成为刑事诉讼程序民主和文明的世界趋势。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是我国 1996 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其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仍有不少缺陷。借鉴国外之立法,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完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职能,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之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的刑事诉讼问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是一种特殊的刑事诉讼,主要体现在审判依据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以及审判采取的诉讼模式等方面均较为特殊。法庭审判维护了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理念,并创造性地推动了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确立了相关国际犯罪的罪名,初步确立了国际犯罪刑事追诉中的个人责任等基本原则。刑事诉讼法治视野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亦存在历史局限,主要在回避问题上存在较严重缺陷。     

中国的刑事审判程序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审判程序问题,以及美国视角的庭审控辩技巧。在现代诉讼理论和实践中,审判程序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所在。审判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体现了一国诉讼制度的理念和基本特征,也最终承担着体现社会正义的使命。我国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作了重大修改,其中有两个热点问题,即律师辩护制度和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构成了这次刑诉法修改的核心,它带动和影响了其它程序的改革。在研讨法庭控辩技巧的同时,应当对中国的审判程序有个总体的把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特点

1996年3月17日,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作了重大修改,是对原刑事诉讼法的重要改革和发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诉讼参与人,尤其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相当大的诉讼权利;对公检法三机关的的职能及管辖分工作了科学合理的调整;同时,在审判方式上适应了两大法系改革的潮流。标志着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更加民主、科学和公正又迈出了一大步。     

新刑事审判模式对公诉人角色的要求

传统上，把刑事审判模式分为民法法系的职权主义和普通法系的当事人主义两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正后刑事审判模式较多地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的一些合理因素。如取消庭前实体审查；强化合议庭的审判职权；加强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增强法庭的对抗性；确立了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加了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等。因此新刑事审判模式对在其中代表检察机关行使国家控诉职能的公诉人的角色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一、公诉人同法官的关系公诉人是代表检察机关行使国家控诉职能的司法人员，法官是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职能的司法人员。…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论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对未来高技术战争中的军事刑事诉讼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律制度薄弱的状况 ,依照“平战分治”的原则 ,构建我国战时军事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势在必行。战时军事刑事管辖权应当适应战争环境 ,具有特殊规定 ;战时刑事侦查制度应当在特定条件下 ,赋予军事指挥官一定的侦查权力 ;战时公诉制度应当改进战时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的方式 ;战时军事审判机关的设置和程序 ,需要相应的法律予以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海峡两岸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在台湾的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而司法警察官是实践中的侦查行为者。在大陆法学研究者呼吁实行检察引导侦查的同时,台湾的研究者却在冷静地批判检察官作为法定侦查主体的严重弊端。台湾的侦查启动主要基于被害人的告诉、其他人的告发或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而不履行特定的决定程序,大陆的侦查启动则以立案决定为前提。台湾的侦查终结由检察官决定,大陆的侦查终结则通常由公安机关决定。     

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非一致性

随着司法独立原则的确立,公诉权制度也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但对于公诉权本身的属性界定存在较大分歧,往往在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之间简单地划上等号,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在实践中存在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因此,结合对集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于一体的司法实践的考察,在对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的非一致性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分而设置的构想,以保证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     

论刑事案件中涉案财产的产权归属

刑事案件涉案财产的产权归属不仅直接关系到财产所有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关系社会的稳定,关系到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认可与评价。由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对涉案财产的认定和处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经常发生侵害财产所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这违背了宪法关于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损害了公民合法的财产权,也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在公众心中的地位和形象。本文以法理与实践为依据,试从涉案财产的定义与产权归属、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涉案财产司法实践和立法建议等方面展开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去伪存真,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得到切实的保障。     

论刑事判决的种类

刑事审判是一个动态过程 ,在不同的诉讼阶段 ,针对不同的情形也就应当有不同种类的判决。现行刑事法律仅规定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形式的判决 ,这是不符合诉讼实践的 ;有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和“终止审理”的含义令人质疑。建议在我国刑事判决中 ,应增加包括免诉判决、驳回起诉判决等几种新的判决形式。     

公诉人兼任法律监督职责之弊端及完善

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将公诉权与法律监督权直接合二为一集中赋予公诉人员,这种制度设计加剧了控辩双方的不平等,破坏了控辩式庭审的对等性原则,影响法官的中立性和独立裁判权。应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审判监督机构,对公诉人和审判人员的诉讼活动独立进行全面的监督。     

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由于抗诉条件的限制 ,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抗诉请求很难实现。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由审判权的终结性、权威性、被动性决定的 ,符合当代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 ,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 ,能够制约法院审判权的滥用。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能与上诉不加刑原则相冲突并可能导致诉讼迟延、滥诉以及改变诉讼法律关系等技术方面的问题 ,但是这不能否定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的必要性     

精神损害赔偿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人的精神权利应受到保护,作为人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越来越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重视,但却不能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提起赔偿请求,这和我国法治的进程应当说是背道而驰的。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当事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不仅仅是降低诉讼成本、实现诉讼效益和效率的价值目标的要求,也不仅仅是维护刑事案件被害人的合法权利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彰显了法治社会法律为人服务的根本属性。     

诱惑侦查若干问题探讨

诱惑侦查已被实践证明是破获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已运用于我国的犯罪侦查实践中,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制,其合法性问题一直颇费争议。诱惑侦查,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有必要从适用范围、适用对象、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